平等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偏差与应对--基于对行政行为实质合法性审查的提倡

平等原则作为行政行为实质合法性的审查标准之一,在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突破法源适用位阶、与法的拘束产生冲突以及与比例原则发生混淆的问题,导致有些行政审判在应当适用平等原则的时候没有适用,或在不应适用平等原则的时候却予以适用。为此,应从三方面开展应对。首先,必须坚守平等原则的补充性地位,明确适用平等原则的案件类型;其次,要设定平等原则的适用限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应厘清平等原则的功能定位,区分平等原则与比例原则的适用。

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及限度

在“谁排放、谁监测”的污染源自行监测制度下,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电子数据属性和由相对人提供的特殊性,使得其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方式不甚明确。目前,地方对自动监测数据的运用规定存在出入,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方法也不尽相同。为统一并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在环境执法中的运用,在证据能力方面,应在缩限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上,明确其证据能力的获得条件及瑕疵补正情形;在证明力方面,应在坚持自动监测数据不得单独定案的一般原则下增设例外情形,并指明证据链构成的应然模式。如此,才可最大程度发挥自动监测数据的实际效用。

论行政审判中平等原则审查基准的完善及适用

平等原则是行政审判中审查行政行为实质合法性的标准之一。在平等诉求日滋月益的现实背景下,既有学理观点存在疏漏,实务上的审查基准不成体系,难以应对审判需求。同时,平等原则的广泛内涵也造成其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司法权过度干涉行政权的风险。基于司法适配性和实践操作性的考量,平等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审查基准应采用双阶审查标准:第一阶段为条件审查,要求涉诉案件有适宜进行比照的参考依据;第二阶段为对比审查,法院应根据形式平等为主、实质平等为辅的适用原则,比照参考依据作出行政行为是否违反平等原则的认定。

论告知承诺制改革背景下环评审批的司法介入

近年来,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告知承诺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适用告知承诺制的环评审批通过简化审批程序、取消实体审查,有效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也面临合法性争议及性质争议.新的环评审批方式给法院在审查内容和判决方式两方面带来挑战,使得司法审查方式的调整存在疑问.对此,司法审查应在合理限度内积极回应环评审批的告知承诺制改革,并充分发挥司法介入在预防环境风险方面的正面作用.在具体审查中,审查内容方面,法院应以包容审慎的态度审查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的合理性,并在保持司法尊让的前提下对环评审批和环评文件进行程序和实体问题的全面审查;判决方式方面,若环评审批违法,法院应作出撤销判决或确认判决,但若环评审批合规而环评文件违法,法院则应作出履行判决,要求被诉行政机关纠正原环评审批.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宪法约束——以武汉大学拆除工学部第一教学楼为例

在宪法层面,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落入宪法公共财产制度的保护范围,通过宪法实施以及宪法监督来保障其不受侵占和破坏。事业单位处置国有资产时受宪法约束,《宪法》第12条的禁止性规定、宪法目的、国家任务以及权限划分的相关规定均构成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行为的宪法边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形式合宪性要求事业单位的处置行为,尤其是事前的权限划分,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实质合宪性要求事业单位的处置行为要符合比例原则,科学决策。武汉大学拆除工学部第一教学楼属于事业单位处置国有资产的典型案例,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宪法对事业单位处置行为的约束。

论我国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具体类型选择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仅限于事后救济,尚不能有效达到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要求,与国际“有效且无漏洞”的权利保护标准存在差距。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有利于行政争议的预防与化解,可以对行政相对人被侵害后无法恢复的一些权益起到保护作用。预防性不作为诉讼与预防性确认诉讼在实践中大量交叉、平行使用,预防性确认诉讼虽然处于补充地位,但其在当事人确认起诉请求、法院判决方面更具操作性,可在某些方面代替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因此,可以将行政法律关系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以确认诉讼为主构建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

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海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海南法治建设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则更进一步点明,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一流法学学科。

论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房屋拆迁案件中误拆等行为主体的推定实质体现出表见代理的适用,显示出行政法领域对表见代理制度的现实需求,不过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应有别于民事领域。为了平衡公法秩序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行政法中应根据表见代理人不同的行为类型以及相对人的错误信赖程度,来确定代理有效抑或代理无效,但被代理行政机关需要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表见代理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基于表见代理人行为性质的最终认定结果,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使得被代理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