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内营养支持对食管癌放疗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

恶性肿瘤患者常伴发不同程度的营养风险,营养不良严重危害肿瘤患者的生命质量。食管癌患者因其局部病灶的影响,有着较高的营养风险,60%~85%的食管癌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居所有恶性肿瘤第一位（[1]）。我国是食管癌的高发国家,尽管近三十年来食管癌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

胸部肿瘤放疗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胸部肿瘤为包括肺部肿瘤、食管肿瘤、纵隔肿瘤在内的多种发生于胸部的恶性肿瘤。对于胸部肿瘤而言，不仅肿瘤本身可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而且因发病后所导致临近器官功能显著降低，也同样是引起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1，2］。放疗与手术治疗及化疗一样，在胸部肿瘤的治疗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3-6］。但是在患者接受放射治疗过程中，往往导致并发放射性食管炎，在降低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同时，也可进一步影响患者的预后［7，8］。放射性食管炎是指照射野内正常食管在射线照射后出现充血、水肿、黏膜上皮细胞变性、坏死而发生的无菌性炎症反应［9］。重度食管炎可能需要中断放疗、积极对症治疗，显著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并对长期生存产生负面影响［10］。为有效降低胸部肿瘤放疗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本研究对我院近年来所收治的胸部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寻找诱发放射性食管炎的危险因素。

同步放化疗联合脾多肽治疗中晚期食管癌的疗效分析

食管癌是消化道肿瘤中相对常见的恶性肿瘤[1]。新辅助化疗后食管病灶的手术切除是Ⅱ/Ⅲ期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方法,而同步放化疗是对于希望保留食管、拒绝手术或因内科疾病无法手术的食管癌患者的标准治疗。同步放化疗也是Ⅳ期食管癌患者的治疗方式[2]。在放化疗过程中很容易引发各种并发症,例如消化道反应、骨髓抑制以及放射性食管炎等[3],为了减轻这些毒副反应,通常在放化疗过程中会应用一些药物,从而达到预期疗效。本研究在同步放化疗治疗中晚期食管癌患者过程中应用脾多肽注射液,观察其临床疗效及毒副反应,报告如下。

CPAP治疗对OSAHS及其合并高血压患者CRP和IL-6的影响

目的观察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治疗对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及其合并高血压患者血清C-反应蛋白(CRP)和白细胞介素-6(IL-6)的影响。方法选择39例中、重度OSAHS患者和20例对照者进行血清CRP和IL-6水平的检测;对39例OSAHS患者进行CPAP治疗并检测治疗前后血清CRP和IL-6水平。比较OSAHS及合并高血压患者血清CRP和IL-6水平与对照者有无差别以及CPAP治疗后对OSAHS及合并高血压患者血清CRP和IL-6水平有无影响。结果单纯OSAHS组及OSAHS合并高血压组的血清CRP及IL-6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OSAHS合并高血压组血清CRP及IL-6高于单纯OSAHS组(P<0.05),OSAHS患者的血清CRP及IL-6水平分别与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呈正相关(r1=0.6 8 3、r2=0.6 0 7,P<0.0 1)。经CPAP治疗后单纯OSAHS组及OSAHS合并高血压组血清CRP及IL-6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结论 OSAHS患者血清CRP和IL-6增高,存在炎症反应,CPAP治疗能降低患者血清CRP和IL-6的水平,减轻OSAHS患者机体的炎症反应。

食管癌同步放化疗与序贯放化疗的疗效分析

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有着较高的淋巴转移率及较高的局部未控和复发率,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期均可造成严重的影响。我国是食管癌高发国家,尽管近三十年来食管癌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但食管癌发病率和病死率依然居高不下。放疗是非手术食管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但多年来单纯常规放疗的5年生存率徘徊在10%~15%。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及合并高血压患者血清内皮素-1和C反应蛋白的研究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并发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增加,但对于OSAHS合并高血压的发生机制尚未明确,近年的研究表明OSAHS存在局部及全身的炎症反应,其出现高血压可能也是一个炎性反应逐步发展的过程。C反应蛋白（CRP）是炎症过程的重要标志,是常见的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炎症标记物[1],内皮素（ET）-1具有较强的缩血管作用,为此我们通过检测CRP和ET-1在OSAHS合并高血压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来了解OSAHS影响血压的机制,为探讨OSAHS和高血压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

脾多肽对老年直肠癌患者术后外周血淋巴细胞亚型的影响

目的探讨脾多肽注射液对手术老年直肠癌患者术后淋巴细胞亚型的影响。方法前瞻性的收集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就诊于山西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老年直肠癌患者(65周岁及以上患者)148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及干预组,每组均有74例。对照组给予手术、营养支持、补液、抑酸、伤口清洁换药等常规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于手术当日开始给予脾多肽注射液静脉滴注10 d。分别比较2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情况,并且在手术前3 d及手术后21 d外周血中免疫细胞分别占淋巴细胞的百分比。结果 2组患者在手术前的一般资料、淋巴细胞亚型及CD4^+T细胞/CD8+T细胞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手术后的并发症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的CD4^+T细胞、Treg细胞比例及CD4^+T细胞/CD8^+T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手术前相比,术后对照组CD3^+T细胞、CD4^+T细胞比例及CD4^+T细胞/CD8^+T细胞降低(P<0.05),CD8^+T细胞比例升高(P<0.05),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P=0.603)及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P=0.801)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干预组CD4^+T细胞、Treg细胞比例及CD4^+T细胞/CD8^+T细胞降低(P<0.05),CD8^+T细胞比例升高(P=0.004),CD3^+T细胞(P=0.428)及NK细胞(P=0.079)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脾多肽可以调节免疫细胞占淋巴细胞的百分比,改善老年直肠癌患者术后的免疫功能。

脓毒症血小板下降患者纤溶变化及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

血小板减少是脓毒症患者常见的凝血功能障碍,其患病率高达35%~59%[1]。有研究显示[2],血小板减少与炎症介质释放相互促进从而加快脓毒症发展,并与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密切相关。所以,通过对血小板减少之前的预后标志物进行识别可以改善患者的风险分层。而大多数研究仅仅探讨了脓毒症患者中纤溶标志物的变化水平,并没有对比分析脓毒症存活者与非存活者之间纤溶标志物水平的差异[3]。因此,本研究中通过检测脓毒症血小板下降患者纤溶功能的变化,探讨纤溶变化是否先于血小板减少,并评价纤溶标志物与28 d病死率之间的联系,进而为脓毒症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提供参考依据。

特发性肺纤维化合并肺癌

特发性肺纤维化合并肺癌多见于男性、高龄和吸烟者,是一种无特殊临床表现、无明确治疗策略、预后差的潜在致死性疾病.在环境因素及遗传因素双重作用下发生体细胞基因突变而导致疾病状态,影像学可同时存在肺部肿物及蜂窝状改变.目前,特发性肺纤维化合并肺癌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且预后差,中位生存期仅为6.9个月.临床医师应充分认识该疾病存在的可能性,争取早期诊断,优化治疗方案,综合干预以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期.

老年人胸部恶性肿瘤放疗致放射性肺炎的多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老年人胸部恶性肿瘤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肺炎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4年1月在本院行放射治疗的440例胸部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对其中76例放疗后导致放射性肺炎的患者资料与同期其他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对比，应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放射性肺炎与吸烟、肺功能障碍、联合化疗、放射剂量和放射部位的相关性。结果老年胸部肿瘤放疗患者发生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为17．27％。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示吸烟、肺功能障碍、联合化疗、放射剂量和放射部位均与放射性肺炎具有明显相关性（x^2=16．936、19．633、11．531、17．133、10．178，P〈0．05）。相关性大小依次为肺功能障碍、放射剂量、吸烟、联合化疗和放射部位。结论老年人胸部恶性肿瘤放疗后会导致放射性肺炎的因素较多，其中与吸烟、化疗前动脉血氧分压值〈80％、联合化疗、放射剂量〉155Gy和下肺放射有关。且相关性大小依次为化疗前动脉血氧分压值〈80％、放射剂量I〉55Gy、吸烟、联合化疗和下肺放射。

^18F-FDG PET/CT对肺腺癌患者EGFR突变的预测价值

目的研究^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参数预测肺腺癌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间在山西省肿瘤医院进行PET/CT显像和EGFR突变检测的146例经病理证实为肺腺癌的患者[男83例,女63例,年龄(60.2±10.3)岁]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EGFR突变组和野生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性别、吸烟情况、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分期、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NapsinA、细胞角蛋白(CK)-7、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评分]及PET/CT相关参数[原发肿瘤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淋巴结SUVmax、远处转移SUVmax];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预测EGFR突变的独立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原发肿瘤SUVmax及其联合性别、吸烟情况、肿瘤直径预测EGFR突变的效能。结果EGFR突变型患者46.58%(68/146),野生型患者53.42%(78/146)。2组患者在性别、吸烟情况、淋巴结转移、肿瘤直径、原发肿瘤SUVmax、淋巴结SUVmax、TTF-1、NapsinA、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23^-2.032,χ^2=4.725~33.749,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比值比(OR)=3.236,95%CI:1.213~8.779;P=0.029]、不吸烟者(OR=4.947,95%CI:1.796~13.621;P=0.019)、原发肿瘤SUVmax<9.1(OR=2.960,95%CI:1.227~7.141;P=0.016)、肿瘤直径<3.5 cm(OR=2.750,95%CI:1.109~6.818;P=0.001)是肺腺癌患者EGFR突变的预测因子。原发肿瘤SUVmax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64,特异性和灵敏度分别为43.6%(34/78)和27.9%(19/68);4种预测因子联合的AUC为0.83,特异性和灵敏度分别为71.8%(56/78)和83.8%(19/68)。结论原发肿瘤SUVmax可预测肺腺癌患者的EGFR突变,联合性别、吸烟情况、肿瘤直径时,其预测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