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时代的创痛与“工人之子”的歌哭论班宇《冬泳》的城市书写

“新东北作家群”是近年来文坛对一批东北籍青年作家的指称,该指称特别注意他们在创作上表现出的某些共同倾向。班宇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较为鲜明地展示了该群体创作的共性特征,尤其是“城市即故乡”的经验表达。他以改革开放“同龄人”的眼光,关注在不断循环解构、建构的城市时空转换中,“新工人”阶层及其下一代的空间位移与生存命运,揭橥东北老工业城市的衰落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城市问题,将社会转型中的城市生活描绘成一种“亦城亦乡”的情感景观,表现了时代变动中工人身份失落的创痛与“工人之子”的歌哭。

少年坎坷命运与家族宿怨化解---缪克构长篇小说《少年海》研讨纪要

缪克构的《少年海》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段让人回味无穷的少年生活,也呈现出两代人之间的恩怨纷争。小说采用"大视野,小故事"的叙事方式,塑造出一个个执著奋斗敢于战胜命运的人物形象,在描写童真童趣的同时,也表达了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矛盾与迷惘。作者没有回避苦难主题,试图让孩子们在苦难教育中学会成长,能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作者用诗意而温情的笔调,向读者展现了南方海滨村庄的时代图景和风俗民情。2017年,《少年海》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上海师范大学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杨剑龙教授于11月14日组织了研讨,与会者从叙事、人物、主题、风格、语言等角度对《少年海》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解读,探讨了作品在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独特魅力。现将研讨会纪要刊出,以飨读者。

论巴金“激流三部曲”的话剧改编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分别被曹禺、林柯、李健吾改编成同名话剧剧本。三个改编剧本既有对原著艺术精神的认同,也有切身性的创造,它们在剧本文学和话剧舞台视阈建构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激流三部曲”系列。曹禺、林柯、李健吾的改编剧本与巴金的原著在文学体认和时代感知上的异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中的文人生态与时代症候,透过“激流三部曲”的话剧改编可以再次定位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影响和意义,为巴金文学创作再评价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继承与突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身体面向——评韩雄飞《身体的变迁:中国儿童文学与儿童形象》

儿童是人类必然经历的存在形态,儿童文学也是文学场域独特而不可剥离的一脉。作为儿童文学研究核心的儿童具有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属性。惯常研究视界聚焦儿童的性格、心理、情感的成长变化,并在与成人比照中定义儿童形象,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儿童存在更为具像化的表现和载体——儿童的身体。新作《身体的变迁:中国儿童文学与儿童形象》一书正是以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向度作为基点,展现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及其儿童形象的发展面貌。

戏剧范型视域下的话剧重读——以“激流三部曲”话剧改编为例

巴金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系列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曹禺、林柯、李健吾分别对“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春》《秋》进行了话剧改编。三个剧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特别是话剧《家》不断进入话剧研究的视野。张兰阁《戏剧范型——20世纪戏剧诗学》一书中提出散文体戏剧的情调曲线作为话剧解读的一种新视角,据此重读话剧文本,《家》以反S型的情调曲线完成了青年婚恋悲剧主题的重塑,《春》以山谷型的情调曲线实现了女性叙事视角的转移,《秋》以复合双鱼型的情调曲线突出反映了新旧势力力量对比变化以及新势力终将走向胜利的趋势。

“只有《蜕变》是一个例外”——由李健吾《曹禺的〈蜕变〉》一文谈《蜕变》的评价问题

1945年11月17日《前线日报》上载有李健吾题为《曹禺的〈蜕变〉》剧评,该文章未收入《李健吾戏剧评论选》等文集,且在有关曹禺《蜕变》的研究中亦未曾引起注意。作为著名的戏剧家和批评家,李健吾的这篇剧评对研究曹禺的《蜕变》具有重要价值,不仅作为《蜕变》列入“曹禺戏剧集第六种”出版的推荐文章,其作出的“只有《蜕变》是一个例外”之评价,明确了这部剧作在曹禺创作中的地位,更有别于其他评论揭示了该剧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在批评史和接受史的层面为再次审视该剧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思路。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场域下现代话剧民族化研究

1930年代前后,中国话剧完成了从舶来艺术到本土文种的艰难变身,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民族化形态的建构。以"补证据论"为代表的话剧艺术理论争鸣增进了话剧界对建构民族化的体认,推动话剧创作在主题、题材、艺术形式等方面沿循着回归本土和面向现实这两种路径开展积极的探索。1935年在上海创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对于中国话剧的成长和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对青年话剧家的培育和扶植,对话剧艺术本体观念的倡导和引领,对人道主义和写实主义话剧文学创作的深化和升举,形成了重要的出版文化力量,由其出版的一系列话剧作品集中成为民族化实验的典范。因而,文化生活出版既为现代话剧的民族化转轨进路搭建了直接的平台,反过来也生成了考察中国话剧发展变化不可忽视的空间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