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处罚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金作为最具流动性的资产,是企业流动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近年来,我国环境规制不断加强,企业受到环保处罚的可能性提升。环保处罚是环境规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当受到环保处罚时,企业需要及时做出反应,以确保正常经营和运转。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生态环境部的公示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识别企业受到环保处罚的情况,结果表明当受到环保处罚时,企业的现金持有数量会显著增加。异质性分析发现,一般行业企业、国有企业、未进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和位于环境规制更严格地区的企业,在受到环保处罚后持有的现金数量会显著增加。潜在机制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持有现金数量的显著增加主要源于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以及预防性动机引起的避险动机、声誉动机和资源动机,即公司为了规避由环保处罚带来的风险、获取相关资源和维持良好的声誉,进而增加了现金持有数量。

“双碳”目标下“绿色资本储存”:空间集聚与污染防治

“双碳”目标对我国环境污染改善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资本储存(GCS)是世界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重要探索方向。基于200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GCS的空间分布、集聚模式和演化特征,并以雾霾为例实证检验GCS对污染防治的空间影响。结果显示:GCS在全局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伴随着动态演化在局部形成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基于植树造林的GCS可以显著减轻雾霾污染;基于园林绿化的GCS并未发现其对缓解雾霾污染的积极作用;森林火灾等自然排放源和湿度、降雨、日照等不利气象条件一定程度掩盖了地区GCS的空气污染防治效果。因此,除了森林覆盖、人工造林携手共存“绿色资本”以外,还需要构建科学公平的大气污染治理评价体系来降低自然排放源、气象条件等客观因素干扰,以提高各地区各部门环境改善的积极性。

风险投资参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日益提升,风险投资机构作为企业股东的重要组成,可能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基于风险投资的声誉机制、逐名假说、监督假说等理论,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风险投资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表现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低;高声誉风险投资、国有风险投资和企业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表现更好,其逐名动机更弱,更具有长期导向,因而更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在中国社会的地位长期受到轻视,其在商业中的作用更是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然而,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少女企业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女性开始崛起为企业界的一股新的力量。那么,女性参与高管团队是否能为企业增加价值呢?性别差异是否能够成为一种优势而使女性管理者更好地进行决策和管理企业呢?本研究以关于企业高管团队的文献为基础,以中国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且将这一关系置于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调节变量的背景下,进一步探究影响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参与能够提升企业绩效,这种对绩效的提升随着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本研究从高管团队成员性别差异的角度丰富了现有的高管团队理论体系,并且为中国处于蓬勃发展中的民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有意义的实践指导。

所有制性质、制度环境与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战略选择

转轨经济中企业所有制性质与外部制度环境差异对企业战略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探讨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在跨区域发展战略和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上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区域制度环境对这种差异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民营房地产企业发生跨区域经营的概率显著高于国有房地产企业;国有房地产企业倾向于选择对目标市场经营活动较高控制程度的跨区域市场进入模式,而民营房地产企业则倾向于选择对目标市场经营活动较低控制程度的跨区域市场进入模式;当房地产企业进入制度相对完善的区域时,尽管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仍然更倾向于选择低控制市场进入模式,但是两类所有制企业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差异显著缩小。

创造还是破坏:企业数字化应用对就业的影响

数字化进程深刻影响着企业组织架构和工作任务的变革,使得企业员工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通过使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数字技术在企业主要业务中的应用,对企业运营中的数字化程度进行衡量,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应用对就业的显著影响反映在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化,即在促进企业员工数量增长的同时,提高了受过较高水平教育员工的比例。这一分析结论具有行业及企业规模的异质性,但没有发现员工性别上的差距。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就业结构的提升,政府和企业都应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并加强就业培训,以保障劳动者在数字经济下的就业竞争力。

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轻资产?

随着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的不断加速,轻资产这个概念逐渐在企业界流行,轻资产运营模式也受到格外的关注。本文以关于轻资产研究的文献为基础,选取中国中小板上市企业作为分析对象,探讨轻资产运营模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在中小企业这一群体中,什么样的企业更加适合这一模式。研究结果表明,轻资产运营模式有助于提升中小企业的长期市场价值和短期投资回报,但是对企业的规模成长性则产生负向影响。从企业的类型来看,债务融资导向和服务导向型的中小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轻资产运营模式提升企业绩效。

高技术人员流动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0—2015年中国2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高技术人员的流入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高技术人员的流入会同时增加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其中对高收入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从而拉大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人均GDP的增加缩小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二三产业就业比例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拉大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而政府教育投入、对外开放度等因素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因此,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引进高技术人才、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等以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

试论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条件与对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电子商务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迅速发 展，成为覆盖全球的新型贸易模式。我国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信息产业基本建设后，已具备了一定的发 展电子商务的硬件基础，面临着新的突破。本文在分析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形势，提出了在发展电 子商务的对策建议。

中国股票市场的地区代表性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界一直就证券市场的发展能否均衡地反映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并适应其发展要求存在争议。本文从多种可能视角中的地区代表性方面入手,探讨我国股票市场的国民经济代表性问题。采用了偏离度的计算方法,即选取1997—2009年全国各省市(除港澳台)GDP和上市公司市值的面板数据,计算省(市)GDP偏离中值系数、省(市)上市公司市值偏离中值系数和省(市)偏离度,得出省(市)偏离度的均值和方差,从而较为精确地估计了我国股票市场对国民经济地区代表性的偏离程度。通过对趋同性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了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地区代表性总体上还较弱,但是近年来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

股权结构、上市地点选择与IPO绩效——以中国创业企业为例

伴随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选择在海外上市,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本文结合中美创业板市场制度,研究股权结构(包括风险投资因素)对创业企业海外上市决策及IPO绩效的影响,并且运用Probit等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资风险与私募股权投资的支持、较强的外部融资需求和分散的股权结构与海外上市存在正相关关系;(2)相比于中国创业板市场,在美国NASDAQ上市会削弱企业股权制衡度与IPO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3)中美创业板上市企业股权集中度与后IPO企业经营绩效ROA负相关。

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失败学习:基于复杂产品系统创新失败情境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意义重大却不易成功,对其失败学习开展研究极富价值,但在此情境下有关员工失败学习形成机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整合组织支持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组织支持感对员工失败学习影响机制模型并检验自我效能感、情感承诺与责任感的中介作用。基于对467份配对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失败学习(双环学习与单环学习)正相关;与责任感相比,自我效能感和情感承诺在组织支持感与双环失败学习间具有较强的中介作用;与自我效能感、情感承诺相比,责任感在组织支持感与单环失败学习间具有较强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组织支持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的应用范围,深化了失败学习领域的研究,并为企业转败为胜提供了实践指导。

CEO变革型领导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失败学习的非线性中介作用

当前创新已成为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失败也逐渐正常化。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过犹不及”理论,探讨了创新失败情境下CEO变革型领导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引入失败学习(单环与双环)作为中介机制。通过层次分析,研究发现,CEO变革型领导对失败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CEO变革型领导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倒U形关系;失败学习(单环与双环)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倒U形关系;失败学习(单环与双环)在CEO变革型领导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创业板公司高管团队限售股减持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创业板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的热情追捧,但密集的减持现象和频发的辞职风潮引起了外界的不断质疑。本文利用多元回归以及事件研究法对影响高管减持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管减持比例与高管领取的工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分别存在负相关关系,同市场估值、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以及高管离职行为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高管持股比例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良好的公司治理对高管减持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Huang和Luk(2019)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得企业通过减少创新活动规避内部风险,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抑制效应;分企业产权性质来看,这种抑制效应只表现在民营企业中。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当企业规模较小或行业议价能力较弱,即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减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文章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角度细化和补充了政策不确定性方面的研究,从企业创新角度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应如何应对外部贸易摩擦风险、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与质量具有启示意义。

创新多样化、经济结构与创新韧性

提出“合作创新韧性”的概念,认为合作创新韧性是区域稳定合作创新网络对抗新冠疫情冲击的重要能力。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利用2017—2020年中国合作专利申请微观数据及30个省域数据,探讨创新投入多样化对合作创新韧性的直接作用,及其通过经济结构影响合作创新韧性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研发预算软约束、市场不确定性和线下交互受阻等因素,疫情冲击具有结构偏向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影响更大,表现为创新投入越多样化的省份创新韧性(对冲击的抵抗能力)则越弱;创新投入多样化通过调节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结构影响创新韧性,疫情对不同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地区影响具有异质性;产业结构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企业结构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科技体制改革对省级创新体系绩效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

2015年我国开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于这种实验主义创新治理能否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其对中国特色创新体系建设的推动效果如何,目前鲜有文献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基于2011-2019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运用分组分析法考察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科技体制改革对知识创新体系中高校与研发机构相互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了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对高校、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创新绩效提升的拉动作用;高校和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主体供给侧投入增加,未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产生促进作用;高校、研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边际产出低于企业。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代表人更换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近年来保荐代表人在持续督导期内频频更换,造成市场上对他们能否有效履行职责产生质疑。本研究透过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的视角,分析在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代表人更换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承销商声誉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代表人的更换将降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承销商声誉对于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有重要影响:国企信息披露质量优于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度的提升和董事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披露质量的提高。

混合所有制结构、CEO来源与企业创新绩效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有企业的战略制定、经营绩效、创新和社会责任履行。CEO作为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对企业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CEO的来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倍受关注。以国有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企业为对象,利用2009—2013年面板数据,通过负二项面板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有股比例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国有股比例的上升,创新绩效增加,但到一定水平后,国有股比例的增加反而会导致企业创新绩效的下降;在CEO来源方面,相对来自内部的CEO,来自外部的CEO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更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弱化国有股比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