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环保的集权制度可提升环境规制执行的严格程度,从而有效降低分权体制带来的政企合谋可能;但企业创新在中央垂直管理下受何影响,也即波特假说是否成立依然有待验证。文章通过构建有关企业创新选择的理论模型,证明中央垂直化监管能够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并且相比于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绿色创新。实证部分,文章使用2005—2009年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了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提出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对废水排放企业绿色专利创新的影响,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为弱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支持。双重差分的结果显示,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后,企业的绿色专利和绿色发明专利有显著提升,并且回归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使用PSM-DID方法后结果也依然稳健。经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创新能力会强化上述政策效应,也即高创新能力的企业相比低创新能力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绿色专利。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1)在我国环境标准趋严背景下,仅依靠地方监管存在诸如执行不力等问题,中央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上述弊病。(2)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也提示我们在实行上述中央监管政策时切勿"一刀切",要注意环境规制的设计强度和执行强度,同时考虑企业自身实际,保护企业在适度政策压力下进行绿色创新,或有序引导退出现有市场。(3)仅依靠单一的中央或地方监管是无法胜任目前复杂的环境治理任务的,需要通过严格的环保制度设计,形成中国独有的环境治理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级响应对城市空气污染物减排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生产生活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估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至关重要。我国各省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由此带来的生产和出行活动强度变化产生了显著的环境污染物减排效应。本文基于我国289个地级市层级日度空气污染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方法识别了一级响应政策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一级响应政策下城市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下降了36%,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结果依然一致。并且上述政策的环境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流程式生产型企业分布集中的城市空气污染下降的幅度较小,而道路更为密集的城市空气污染下降的幅度则较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不同城市在进行减排工作时应有所侧重,长期看,需在流程式生产行业推广更先进的过程减排技术,同时在交通部门推广新能源汽车和公共交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部门关联与企业创新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对经济运行存在深刻的影响,同时会使市场主体的决策方式与行为复杂化,企业创新活动受其影响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互联网新闻文本信息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可以发现,前者对于部门层级的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抑制作用,且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受到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论证了使用基于中文新闻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必要性。而在考虑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后,进一步细分部门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上游部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下游部门的创新活动存在正向推动作用。相反地,下游部门不确定性的上升则会引致上游部门减少自身的创新行为,实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分解。

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对制造业企业减排影响研究

排污费是中国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最主要的市场激励型政策之一,研究排污费对企业减排的影响对于未来环境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使用2004~2013年数据研究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对企业减排的影响,探讨了政策的影响渠道、长短期分析和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后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显著下降11%,企业减排主要来自企业产值下降。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对非高耗能行业、高排放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更为有效。其中大型企业由于其规模优势,在短期和长期均能达成内生的技术减排,高排放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也在长期提升了其污染过程管理能力,可以作为支持"波特假说"成立的证据。

从“鞭打快牛”到效率驱动:中国区域间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

设计合理的区域间碳排放权分配机制对于中国温室气体达峰目标的实现和减排成本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了一个考虑技术异质性在内的多因素碳排放权分配理论模型,明确了全国碳减排总量目标、本地区排放总量、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以及本地区碳排放效率四个因素对碳排放权分配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企业级低碳专利数据作为低碳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考虑碳市场试点的政策冲击,本文基于消费侧和生产侧碳排放视角,利用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了各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并使用估算效率值对碳排放权的地区分配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当碳排放基于消费侧责任计算时,基于产出或排放量的分配机制将分别比基于多因素的分配机制额外带来1.61%和0.47%的工业总产出损失,而当碳排放基于生产侧责任计算时,仅基于产出或排放量的分配机制将分别比基于多因素的分配机制额外带来0.68%和0.21%的工业总产出损失。与此同时,当分配机制中考虑了碳排放效率时,基于消费侧和生产侧的不同分配会使部分地区产生较大的分配差异,能源生产省份在生产侧核算下需要承担更高碳减排量,以内蒙古为例,其减排量比消费侧核算下高出约65%,而电力调入省份在消费侧核算下需要承担更高碳减排量,以河北为例,其减排量比生产侧核算下高出约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