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扩散的效果评估:政策再创新及演化过程——基于地方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中的多模式分析

扩散研究中经典的S型曲线,在解释中国的政策扩散过程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形式-内核”的二维分析框架,扩散结果可以初步类型化为完全扩散、扩散失败、象征性扩散与再创新性扩散。地方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中存在多种模式创新,案例追踪研究发现:由于公共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政策扩散同技术扩散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别。一方面,公共政策失败可能导致扩散统计结果出现累计值下降的情况,这就削弱了S型曲线对扩散效果解释的精准性;另一方面,政策本身会根据地方发展差异进行本土化调适。中国地区间发展差异较大使得纯粹意义上的完全扩散和扩散失败,连同象征性扩散都有在成本约束下演化为再创新性扩散的倾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地方政府政策再创新行为逻辑的解释。应当明确,未来的政策扩散研究,特别是扩散持续性与稳定性的研究,应当跳出对政策价值的前提预设,对扩散过程中的政策本土化和再创新予以肯定和鼓励。

放管协同与双向平衡:用地审批制度改革的演化逻辑分析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用地审批制度改革朝着精简规范的方向持续推进。从历史演进来看,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用地审批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分散管理、集中控制以及平衡控制三个导向性阶段。但制度改革也并非仅遵循时间演进逻辑,从演化的理论视角来看,用地审批制度改革体现了审管平衡、审慎放权和以放促管的演化过程。城市开发与耕地保护的双重目标要求在改革实践中兼顾发展与安全,这有赖于地方对于审批事权与监管责任的有效承接。同时,在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也在力图实现审批与服务并重,发挥为中心城市发展腾挪空间、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失衡等功能。但由于用地审批制度改革本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改革实效上仍存在系统性限度,具体体现为职能层面审管关系的复合性、过程层面权力下放的有限性以及技术层面对地方监管能力的更高要求。

从“兜底补位”到“职责正位”:老旧小区准物业管理及其委托代理关系重塑

为解决老旧小区失管弃管的痛点问题,政府寻求以准物业的方式提供兜底式的管理与服务。准物业管理融合了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优势,兼具清偿历史旧账、助推城市更新和分担治理成本等多重功能,并重塑了原有的单向委托代理关系。但准物业管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管理不善的可能,难以长期维持的运营成本、硬性基础条件薄弱以及准物业管理的过渡政策属性,构成了准物业兜底执行的困难和限度。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政府兜底职责的合理定位问题,以及委托代理关系二阶重塑的现实需求。在此过程中,政府既要兜住底线,又要量力而行;既要突出与其他主体间的互补与协作,又要进一步明晰政府内部的具体职责分工,促进管理工作的协调与联动。

新时代地方党政机构改革模式探析

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不同于历次机构改革的是,此次党政机构改革层次更深、视野更广。首先,新的时代背景下,党政机构改革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党的领导嵌入国家机构管理职能体系,正视和规范党政关系,党和国家机构的全局性改革,党的机构和职能的实体化,体现工作效率和履职效能。其次,面对地方机构改革的瓶颈,新时代地方党政机构改革模式提供了一种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对"顺德模式"进行省思,能够为即将在地方推开的地方党政机构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前瞻性分析。

从渐进决策过程视角看浙江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渐进决策模式是决策者通过“连续有限比较”．对政策进行不断修正与完善，从而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我国在很多改革决策上遵循了相对渐进的改革模式．改革的举措往往是基于长期的改革经验，对政策不断地调整．适应不同的改革环境．从而形成不同阶段的改革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直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

从“多重融合”到“减少共同”:中国政府间纵向职责配置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各级政府之间存在大量的共同事权。通过对法律法规的梳理和对地方财政支出状况的考察发现,相邻两级以上的政府之间存在较为复杂多样的共同事权划分形态,其在层级间的分布呈现“多重融合”的特点。共同事权的广泛存在,与职责同构模式、授权体制、条块结构和基层政治观有关,也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是国家治理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于政府统一的管理结构和既有的治理需求而言,设置一定量的共同事权对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平衡区域发展差距、提升政府全面履责能力都是有益处的。但是,共同事权过多也会降低履责效率和灵活性,产生职责倒挂、事权溢出,并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为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有必要从转变传统认知入手,以政府职能为基础,尽可能减少和规范共同事权,逐步做到使事权分布“错落有致”,进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促进政府高效协同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