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与趋势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历史上的乡村一直都是社会存在的主体和基础。乡村问题根深蒂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关系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革过程,获得了许多值得一提的成功经验,并且积累了许多值得反思的深入教育。本文主要考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乡村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趋势。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进展及策略研究--基于山东省改革试点地区的田野调查

以山东省改革试点地区为例,依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现状及问题。山东省“三权分置”改革在17个县(市、区)试点,政府相关部门和村委会通过多种方式对“三权分置”政策宣传讲解,但还不够深入;改革仍处于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初级阶段,宅基地资格权的确定还存在一些障碍;宅基地相关制度及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流转配套服务体系不健全,宅基地流转不普遍,交易仍以房屋出租为主,集约化用地效率不高,存在资源浪费现象。应深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强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全面有效宣传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完善宅基地流转机制及配套服务体系,盘活宅基地资产,促进土地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助力乡村振兴。

承包地确权、农业补贴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发现:承包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的几率,且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面积。农业补贴也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几率,同时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面积,但减少了农户土地转出面积。承包地确权显著增强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入几率和转入面积的正向影响,但显著降低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几率的效应,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面积的效应受土地确权影响不显著。承包地确权和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地区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组织形式、上一年农业产出及投入等均对农户土地转入有显著促进作用。较好的土地生产条件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建议通过深化“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加强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改善土地质量等途径来促进土地流转。

“三权分置”下农地与金融融合发展研究

农地“三权分置”为农地与金融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缓解了农村地区因抵押品缺乏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农地“三权分置”和日益健全的农地流转体系、逐渐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及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为农地与金融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我国农地与金融融合发展受到农村信贷供给不足、土地流转期限约束、土地价值评估机制不健全以及担保机制与风险防控缺乏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国逐渐形成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地信用合作社、农地信托、农地融资租赁、土地银行、农地证券等多元化农地金融模式。资金供需双方的参与激励机制、金融风险的防范补偿机制、土地流转与变现的保障机制、土地与资金有效配置的调节机制以及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构成了农地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机制。为进一步提升农地与金融融合发展效率,应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土地评估、流转、退出、变现机制;加强农地金融市场建设及风险监管;提高农户农地金融参与意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