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的“念卷先生”——伊维德教授访谈录

从1999年发表《鹦哥宝卷》英文研究成果到2021年推出《瘟鼠宝卷》《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佛说王忠庆大失散手巾宝卷》英译,伊维德教授已结缘中国宝卷22载,出版了24部(含4部选译)宝卷英译,堪称当今西方世界中国宝卷首席翻译家。本访谈依据笔者与伊维德教授历时22个月(2019年11月6日至2021年9月23日)的英文邮件翻译、整理而成,内容涉及伊维德宝卷翻译之缘起、选材、策略、出版及海外传播等问题。伊维德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去韵化”是宝卷翻译之主流,盲目苛求押韵只会造成“因韵害义”;“宝卷”的译名应使用直译加注的方式,以兼顾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宝卷英译本的传播不能简单套用商业出版社“中间人”的图书传播范式,而应面向欧美高校、研究机构的专业读者,采用“学术出版机构+学术期刊+专业书评人”的传播模式进行推广。伊维德教授虚怀若谷、雅量高致,不仅耐心解答了所有宝卷译介的问题,还对笔者所撰文章进行了细致的评述,附笔致谢。

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

尽管《元曲选》是目前流传最广的元杂剧本子，它同时也是最晚近和改动最大的本子。元代的杂剧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戏剧形式，以正旦或正末的演唱为主。而唱词有时十分直露和粗俗。杂剧一旦被明代统治者改编为一种宫廷娱乐，就发生了许多本质上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许多剧本要重写，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剧本的全部内容必须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而戏剧演出环境的变化加强了杂剧的戏剧性。在万历年间出现的元杂剧版本正是这些改编和压力的结果。其后，《元曲选》的编者又将这些宫廷演出本改编为江南文人书斋中阅读的案头剧本。因此，可以说这些剧本从商业性的城市舞台，经过宫廷官宦机构，最终流入学者书斋。而只有在进入书斋之后，戏剧才成为固定的供阅读和阐释的文本。因此，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元”杂剧文本实际上与元代的演出脚本已经相去甚远。

三层戏楼上的演出:乾隆朝的宫廷戏剧

以乾隆年间的宫廷万寿庆典演戏为出发点,结合当时亲眼目睹了这些演出的中国官员以及外国使臣的记载,详细介绍了乾隆时期在皇家特有的三层大戏楼上的戏曲演出盛况,再现了乾隆时期规模宏大的戏台、恢弘华丽的演剧陈设以及多种多样的演出剧目。

英语学术圈中国传统叙事诗与说唱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述略

近代通俗文学兴盛的原因,与出版的发达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西方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方面,梅维恒与孙康宜、宇文所安编的文学史中,仅有很少一些章节涉及。欧洲的中文图书馆对于清代说唱文学的收藏也较晚。1949年后,西方学者很难研究到那些还活着的说唱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苏州评弹、江永女书都得到了研究。作者本人也对孟姜女故事、江永女书故事集、闽南歌仔册作了不少的翻译。20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说唱文学研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罪恶与清官:说唱词话中的包公

源自宋人包拯的包公这一文学角色,在1250至1450年间曾出现于各体通俗文学作品中。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包公的话本、杂剧和戏文广为人知,屡经探讨。而关于包公的词话直到1967年始在嘉定附近发现,这些词话影印出版之初曾引起过相当的轰动,很多出版物应运而生,但初始的热情消退后,新发现的词话对之后包公故事发展演变的论述影响甚微。词话未受到充分关注虽部分缘于其数量较少,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学界将它们作为较话本、杂剧晚出而缺乏独创性的作品。但有证据显示,现存的话本和杂剧作品常常是晚出的改定本,而词话则相对较早且无明显改订痕迹,我们至少应该将词话视作话本、杂剧同期之作,而非晚于它们。在不少情况下,词话很可能系杂剧之源,而非相反。与通过明代宦官机构钟鼓司传留下来的不温不火的杂剧文本相比,相当一部分词话大胆批判了一个权势和罪恶相伴的世界,它们非常关心包公审判的权力和自主性等问题,而没有一味地赞颂皇帝的统治效力。

英语学界中国宝卷研究、翻译与书评文献述略

本文介绍19世纪50年代至2019年期间,欧美地区学者用英文发表的中国宝卷研究、翻译成果以及学术书评。通过评介不同时期欧美地区的中国宝卷研究,整理回顾中国宝卷研究在欧美学界的发展历程;梳理海外中国宝卷研究中的代表性议题;聚焦欧美地区宝卷研究与文学、音乐、宗教、社会文化史等相关学科的互动发展及多重研究视角;汇总近期相关研究学者与团体的学术研究动态;总结欧美英语学界关于中国宝卷研究的范式及发展趋势,为中国宝卷研究者的相关工作提供文献、资讯参考及可资借鉴的方法与视野。

元杂剧:版本与翻译

本文首先考察臧懋循《元曲选》的特点和清代以后对该刻本的接受,随后介绍《元曲选》在欧洲、北美的元曲研究中所占领的主导地位,以及西方应不同时期的需要元曲译著的演变。《元曲选》的底本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明朝宫廷,但是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中六部杂剧的发现使我们得以一窥元杂剧流传的另外一个渠道。一方面,宫廷本应内廷演出的要求常常减少曲词并大量增加科白。宫廷审查还响应禁止搬演帝王的禁令改写杂剧中的"驾"角、减少社会谴责的成分,并加强君主作为政治中心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李开先及其门人编纂的《改定元贤传奇》迎合阅读趣味,保留了十四世纪杂剧刊本中全部的曲词并添加了简短的科白,而现存的六部杂剧中四部都有皇帝一角的出现。李开先本与内府本在编辑方针上大相径庭,但却从两个不同的途径为我们提供了元杂剧在十六世纪经历大幅改写的案例。要研究元代的杂剧,则需要考察从十四世纪流传下来的本子,即所谓"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文结尾将考察对元刊杂剧和比《元曲选》更早的本子的日、英文译著。这些译本在近年的持续增加有助于海外读者了解杂剧从十三到十六世纪末期的演变。

西方大学中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

今天报告内容比较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欧洲对中国戏剧的研究情况,还有它们的不同之处以及为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会先谈欧洲汉学传承的历史,再谈到美国从何时开放对中国研究,以及时间对研究内容、足迹的影响。

补做遗剧：论现代梁祝杂剧

1920至1930年代,多位学者延续元代的风格创作杂剧。同时梁祝传说受到广泛讨论,因此此阶段出现两部反映这个爱情故事的杂剧,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常任侠在1931年创作了第一部,而第二部由顾随于1936年完成。常任侠的剧作风格较为简洁,反之顾随的曲词则极为繁复。两位剧作家均出生于中国北方,他们对于此故事的改编,与更为著名的江南版本有所不同——祝英台的女扮男装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是由于父母的坚持。不仅常任侠借鉴了河南籍学者冯沅君关于此传说的短文,顾随或许也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而他的作品还展现出一些西方因素。

高罗佩与狄公案小说

中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在荷兰有着悠久历史。荷兰的汉学研究曾奉献出大量的优秀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其专业领域仍然享有盛名。然而,世界上最著名的荷兰汉学家并不是那些在他们的时代就十分出名的教授中的一员,而是外交家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他的中文名高罗佩在中国广为人知。作为一个外交官,高罗佩只是二战期间在中国重庆担任了几年初级职务,尽管这些工作也很重要,

中世纪中国戏剧的多种形态:如何改编文本以满足演员、观众、审查官和读者的不同要求

勾勒元杂剧从元代商业剧场逐步登上明初宫廷舞台,最终走向晚明文人士夫案头的演变进程,可以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元杂剧之所以有诸多版本的差异,这源于它们面对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群体,如观众、演员、宫廷审查官以及文人读者的不同需求。这些版本的文本差异,反映了不同的刊印目的和实际演出的变化。

過番歌:清末民初以來客家與閩南方言説唱中的海外移民

19世紀晚期,海外移民在中國東南地區非常普遍,客家話、閩南話俗曲中描寫他們經歷的作品被稱爲'過番歌'。客家語《過番》和閩南語《過番歌》,在標題、篇幅和結構上均有相似之處,演唱移民至新加坡等地之艱辛,原型來自講述移民至臺灣的早期歌謡《勸人莫過臺歌》。以往對於帝國晚期的中國移民和華僑的研究,大多基於描寫獲得成功的移民和華僑的作品,而'過番歌'唱本則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

元杂剧——版本与翻译

一我们通常读元杂剧都从臧懋循(?—1621)刊刻于1615到1616年间的《元曲选》入手。这一选本自问世以来就备受欢迎,在清初已经取代其他版本,其影响力直到20世纪都经久不衰。虽然其他早期刊本也日趋普遍,但是臧本依旧会是读元杂剧的首选。臧懋循的刊刻背景大家都很熟悉。16世纪,晚明,日本、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直接促进了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繁荣。而受益的不仅仅是商人,士绅家族也在不同的领域投入资产。科举制度使得他们在税收方面享有特权,并积累起大量的财富。

“玩腻了的文人”:吕天成与万历晚期江南精英的生活方式

从一开始,对高罗佩而言,性就不是纯粹的学术主题。在其自传式笔记中,他强调当他成长于荷属东印度群岛时1,性对于他而言便已经是相当自然的事。他继而更清楚地指出,他之所以决定以中国语言文学作为其学院的主修科目,主要是考虑到荷兰政府对那些肯修习这种累人课程的人提供丰厚的奖学金（而且订立合同,学业结束后可以在东印度群岛为殖民政府工作）,这可以为满足他的肉欲提供独立的财力支持。

有关元代杂剧的四篇书评

这里评介的是七十年代末期国外出版的研究我国元代杂剧的四部专著。撰文介绍者是荷兰著名汉学家任职于莱登大学的伊维德教授。伊维德(Wilt L.Idema)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甚至包括诸宫调在内的专家,写过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例如《中国传统文学观念》(1976)、《元代和明初通俗文学中的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1984)、《有关评话的几点评议和思索》(1978)、《评〈得驺虞〉》(1981)、《诸宫调的演唱及其结构》(1978)等,都是很有分量和在西欧很有影响的著作。特别是他和韦思德合作《中国戏曲1100—1450》(1982),全书八章,详尽地介绍了我国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中叶的戏曲面貌。这里不仅有时代背景,演员的社会地位及其生活,演出场所,演员特点等让一般读者感兴趣的篇幅,而且为了更好地让研究者获得凭籍原有的资料,著者精心挑选了这一阶段中几个有关演剧的重要剧目,把它们译成英文,充实内容。而这些剧目的译文难度很大,如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汉钟离度脱蓝采和》、《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娼》等,必须花极大的精力、参考更多的材料。因此,《中国戏曲1100—1450》这部巨著很有特点,对国外研究中国前期戏曲史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伊维德教授还写了大量的书评。

说唱道情、韩湘子传说,以及《新编韩湘子九度文公道情全本》中的美好生活之观念

一直以来,中、西学者对说唱道情都不甚关注。这种情形直到近些年才有所改变。中国大陆已经涌现出一批文章和专书,而笔者2014年出版的英文专书《起死骷髅:从庄子到鲁迅》(The Resurrected Skeleton:From Zhuangzi to Lu Xun)提供了现存最早的说唱道情《新编增补评林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的完整英译。本文首先回溯16世纪及17世纪说唱道情的现存材料。这些材料显示,韩湘子在蓝关度化叔父韩愈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道情这个文类最流行的题材之一。

为学与为师

刘涛:伊维德教授您好。有机会和您交流一次,非常高兴。您对中国戏曲与小说的研究与翻译,在中国国内亦很有名气,您的学术著作已有不少中文译本。但是,我们对您的精神世界相对了解较少。今天,我可否就此向您提一些问题。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

1991年,美国汉学家奚如谷(Stephen H.West)和伊维德(Wilt L.Idema)合作完成了《西厢记》的英译本,其底本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弘治版《西厢记》(1499),译作出版后受到中外学界的一致好评。奚如谷现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汉学系主任,曾任伯克利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主席等职。伊维德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历任哈佛东亚系主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等。两人治学领域包括元、明、清文学、戏剧、讲唱文学等,曾合作出版过多部译著。本文选自英译弘治版《西厢记》第2版"引论"的第1章(Stephen H.West and Wilt L.Idema,"The Status of Wang Shifu’s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in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3-18),内容涉及《西厢记》的主要版本、《西厢记》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和《西厢记》的译介情况等。

在《桃花扇》阴影中——一六四四年的北京在东西方舞台上

一明帝国政府的崩溃和紧跟着满清对它全部领土的征服,是十七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在以后的数十年中,这场灾难继续占据中国文人的心。在哀叹明朝灭亡和探索它的原因的同时,他们写出大量个人回忆录,从事文献编纂活动或者潜心于哲学的历史的研究。当然,这些事件也被小说家和剧作家采用。这方面最著名的想象文学作品是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这部戏的事件发生在1645年的南京,在那里一次企图恢复明朝的努力由于腐败和内部纠纷而令人沮丧的失败了。《桃花扇》享有巨大的文学声望是完全公正的,它当然值得所有那些学者的注意。不过。

《〈赵氏孤儿〉及其他元杂剧:早期版本》

《〈赵氏孤儿〉及其他元杂剧：早期版本》（TheOrphanofZhaoandOtherYuanPlays：TheEarliestKnownVersions）英译本由美国中国古典文学的著名研究者兼译者奚如谷（StephenH．West）与伊维德（WiltL．Idema）联袂翻译，并撰有长篇导言。此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