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历程、表现与本质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肯定了一个中国原则,是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处理所谓中国台湾参与问题的基本遵循,没有产生过任何争议。美国出于对华全面竞争与对抗的目的,以扩大中国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为借口,以多种方式歪曲2758号决议:一是美国学界和政界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2758号决议“争议”;二是推动中国台湾取得国际组织的“适当”资格,掏空2758号决议。从未来动向看,美国妄图迫使联合国大会重新解释2758号决议或者通过替代决议。美国歪曲2758号决议的本质,是妄图用其“一个中国政策”取代一个中国原则,抢夺中国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在国际上打造价值观同盟,展开对华意识形态竞争;与“台独”势力合流,妄图遏阻中国统一。美国歪曲2758号决议可谓动作频频、来势汹汹。中国应静观其表现、洞察其本质,采取针对性措施,打好打赢这场围绕2758号决议的“法律战”。

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规则衔接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有关纠纷也日渐增多。对于追求效率与成本的商事纠纷主体来说,调解越来越成为一个既有利于维护商业关系又有助于实现商事利益的最佳选择。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存在法律制度体系差异、实践发展水平不同、内部合作经验不足、跨境法律服务欠佳等阻碍。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在大湾区商事调解既有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找出一条适合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规则衔接的有效路径实有必要。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做好顶层设计,适时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示范法”;二是立足《新加坡调解公约》,构建粤港澳“区际”商事调解制度;三是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经验,明确调解员责任归属;四是与国际接轨,扩大纠纷解决的开放性。

从“主观意图”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条约性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缔约各方的"主观意图"对于国际文书的法律性质具有决定性作用。考察《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缔约各方的主观意图应当考察拟约当时中美英各方的主观意图。通过考察发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拟订时的中美英三方有意使《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产生国际法下的约束性义务,即赋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国际条约的性质。

从条约法角度评“死刑不引渡”

中国为引渡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均承诺对被引渡人不适用死刑。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然而中国宪法却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以致我国有关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循。因此,我国法院在审判被引渡人时,面临着遵守国际条约还是服从国内立法的两难选择,我国应当完善有关立法,尽快填补上位法规定的空白,以妥善处理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分析《中英联合声明》的履行

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是国际条约法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中国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的方式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合声明》）中承担的义务转化为国内法,《香港基本法》的内容与《中英联合声明》是一致的,从而中国恪守了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善意履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义务。《香港基本法》的立法依据不是《中英联合声明》,而只能是中国《宪法》。英国同样必须遵守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善意解释《中英联合声明》,且不能将它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理解和解释强加于中国。美国无权援引《中英联合声明》,它对香港事务的介入违反了国际法。

台湾当局维护中国南海岛礁主权的历史考察及法律意义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台湾当局与菲律宾和"南越"保持着"外交"关系。对于菲律宾、"南越"侵占南海岛礁的行为,台湾当局以"外交抗议"、恢复在太平岛驻军等方式予以了回应。为维护南海岛礁领土主权,大陆可以对台湾当局的这些作为以适当方式予以肯定。

论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依据

索马里海盗的猖獗行为,对国际航运和海上航行安全构成了严重危害,是对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威胁与破坏。在索马里沿海打击海盗,涉及不同的海域,各海域法律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不同的海域打击海盗有不同的国际法依据,涉及不同的国际公约规则。文章依据有关公约和学者学说,结合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分析和阐明了在各海域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依据,也有助于中国海军依法护航,依法维护国家利益。

评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基于国际条约法视角

圆明园兽首拍卖是社会热门话题之一,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当前,中国追索流失文物有着国际条约法的依据,这是中国追索文物有利的方面,但同时中国追索流失文物又受到某些条约规则的限制。中国应当积极参与文物追索公约和规则的制订,以形成有利于中国的文物追索制度。

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总统发布逮捕令的国际法思考

2009年3月4日和2010年7月12日国际刑事法院两次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布逮捕令。虽然苏丹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是安理会第1593号决议,使得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对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巴希尔总统虽然根据国际法享有豁免权,但这种豁免不能妨碍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布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否有利于恢复苏丹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待检验。

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民商事规则衔接

横琴构建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地区的制度体系至少包括在特定条件下承认依澳门地区民商事规则形成的法律效果、在特定条件下允许澳门地区民商事规则在横琴直接适用和在特定条件下有选择地实现在横琴实施的内地民商事规则与澳门地区民商事规则的逐渐趋同等三方面内容,需要由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和立法部门等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各司其职,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及其工作机构应在经济、民生管理等领域继续推进对澳门地区执业资格或资质的认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可以形成具有横琴特色的经验做法,推进司法领域的民商事规则衔接。应当着重发挥地方立法权和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作用,在必要时启动国家立法权,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先行先试,借鉴澳门地区立法经验,逐渐地、有选择地实现内地民商事规则与澳门地区民商事规则的趋同。

20世纪上半叶中山大学维护西沙群岛主权的历史考察及法律意义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山大学与西沙群岛的关系相当密切。中山大学积极推动并参与了中国政府组织的对西沙群岛的科学考察活动,而且获得了对西沙群岛矿产管理和开采的国家授权,抗战胜利后又参与了对西沙群岛的接收工作。从国际法角度看,中山大学的这些爱国行为构成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是中国对西沙群岛进行有效控制的证据,对中国维护西沙群岛的主权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与现实意义。

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负面清单”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2015年3月正式实施的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粤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由于"负面清单"实施过程中存在风险管理、利益协调、配套措施和执行效力等潜在问题,导致"负面清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困难。通过对佛山港澳服务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企业在粤港澳服务贸易过程中面临着注册审批、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监管、信息流通、税收政策、市场自由度、金融环境、人才流动、文化融合和配套措施多方面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调查对象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调查中突出的行政审批烦琐和人才缺乏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改善意见。

澳门回归20年来对外交往的成就与未来展望

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外交往的法律依据不是《中葡联合声明》,而是宪法和澳门基本法。澳门基本法授予澳门在参与国家外交活动、参加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缔结国际协议等方面广泛的对外交往权限。澳门回归20年来,对外交往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对外交往成就显著。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澳门对外交往必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前香港青少年思想教育现状及其建议

近年来香港青少年频繁参与多起社会抗争运动,反映出部分香港青少年存在缺乏国家认同、歧视内地、推崇极端本土主义思想等错误的思想认识。香港青少年的这些错误思想认识是香港青少年思想教育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所致。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港英殖民统治对教育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特区政府没有及时建立起国民教育体系,沿袭自英国的舍堂文化影响了部分香港大学生的政治倾向,泛民主派把持的不良社会氛围蔓延至校园以及境外势力渗透大学校园等。改革香港青少年思想教育体制势在必行。香港特区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应重视香港青少年工作,科学拟订方案,为香港青少年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香港回归25年来对外交往的成就与未来展望

香港回归后,出于对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尊重和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要求,基于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正式享有了广泛的对外事务权。回归25年来,香港特区在缔结双边协定、参与国际多边活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互设机构、发放护照及出入境管理、对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香港广泛的对外联系,不仅有利于保持其繁荣稳定,而且对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高度重视香港特区拓展对外联系所面临的挑战,继续支持香港特区巩固、拓展对外联系。

《马关条约》是否“割让”台湾给日本之考辩

2013年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署118周年纪念日。然而，重读《马关条约》发现，条约的中文本与日、英文本在最核心的领土问题上的表述有重大出入。《马关条约》中文本只是规定中国将管理台湾及附属岛屿的权力让与日本，即中国仅将对台湾的管理权让与日本。但是，《马关条约》日文本却是规定中国将对台湾的主权永远割让给日本；鲜为人知的《马关条约》英文本也是规定中国将对台湾的主权割让给日本。

试论和平统一后台湾地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基于香港地区的实践经验

学界对和平统一后的台湾地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形成了授权性自治权说和分权性自治权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地区的实践表明,中国香港授权性自治权的制度设计和保留中央在必要时适当干预的权力,是正确的、恰当的。统一后台湾地区的治理问题,其复杂性超过香港地区。分权性自治权学说对中央权力的制度设计过于僵化,可能导致中央对和平统一后的台湾地区只具有极有限权力,无法及时有效应对和处置可能出现的新事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充分借鉴香港地区的实践经验,赋予台湾地区授权性自治权。同时,分权性自治权学说对联邦制的“分权”关系、“剩余权力”归属等存在认识误区。

联合国安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限制

在美国的压力下,联合国安理会接连在多个决议中纳入一个豁免条款,赋予参与安理会设立或授权的行动、且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的人员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豁免权。这种豁免条款的合法性在形式和内容上并没有明显违背《联合国宪章》,它应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虽然豁免条款不符合《罗马规约》第16条的适用条件,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3条,国际刑事法院仍应遵守纳入了豁免条款的安理会决议。由于安理会持续地在多个决议中纳入豁免条款,豁免条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客观要件。

试析两岸关系中的“治权”概念

目前"治权"概念具有模糊性。它是政府的统治权力,既不同于自治权,亦不同于管辖权。在一个主权之下,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治权,既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也没有充足的国际实践作为支撑。对于台湾当局"互不否认治权"的提法,大陆宜慎重处置。

限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美国双边豁免协定的合法性问题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条,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在三种情形下对《罗马规约》的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这是美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重大障碍。美国为防止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国民行使管辖权采取了多种手段,其中一种重要手段是美国根据自己对《罗马规约》第98(2)条的解读,与其他国家缔结所谓的双边豁免协定。虽然美国双边豁免协定并不是《罗马规约》第98(2)条所指的"国际协定",但是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美国双边豁免协定仍然是合法的双边协定。这对于那些既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又与美国缔结了双边豁免协定的国家而言,它们可能面临着双重条约义务,并由此导致国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