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司法信息公开的“双刃性”与实施向度

互联网时代对司法信息公开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法院系统积极应时而动,搭建了数个网络司法信息公开平台,产生了诸多的司法信息公开新形态,如庭审网络直播、裁判文书上网、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新形态的司法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推进司法民主、提升司法公信力及促进法治宣传,但同时也存在泄露个人隐私、放大诉讼瑕疵引发舆情效应、增加诉讼成本等“双刃性”问题。因此,要完善网络司法信息公开的立法,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明确网络司法公开的标准,重视个人隐私保护,建立司法信息公开的异议申请和反馈机制,做好舆情应对工作,并平衡司法机关经费预算。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的移送问题研究

随着国内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大部分犯罪组织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转移到境外,不少人偷渡到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试图利用地理空间的分隔逃避中国警方打击。其中较大一部分跨境电信网络犯罪组织将诈骗窝点设在东盟国家。因此,如何有效打击躲藏在东盟国家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并将其顺利移送回国内以追究刑事责任,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移送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的方式主要包括引渡以及遣返、劝返等引渡替代措施,此外,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主要所在地的东盟国家,采取警务合作的方式移送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也较为常见。但引渡程序烦琐且要受到条约前置原则的制约,遣返、劝返措施以及我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警务合作机制也存在一定的限制与不足,导致我国在移送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优化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移送方式,我国有必要将完善引渡机制、合理利用引渡替代措施与加强警务合作相结合,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移送交接措施体系。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研究

以何种分配原则将真伪不明事实的证明义务及不利后果分由各诉讼主体承担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一种原则的确立应适当吸收历史的给予,同时充分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基于此,文章评介了国外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分析了影响确定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之因素,进而提出我国应确立一般和具体这两种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设想。

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在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多顾虑。而在司法环境和基础条件与我国相似的越南早已引入律师在场权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中运行多年,其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为解决刑事侦查阶段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有必要构建律师在场权制度。

从《曼谷宣言》到《东盟宪章》——东盟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文件述评

东盟成立46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其组织性文件也随之进行了调整与演变,适时对东盟进行了重新定位,从而使东盟不断发展壮大。东盟组织基本文件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松散到严谨的过程,其内容和精神反映了东盟所采取的与时俱进和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

贪污受贿罪法定刑量刑标准述评——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

我国于201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量刑标准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取消了之前的"具体数额+犯罪情节"的量刑标准,转而向以"概括式数额+情节为中心"为定罪处罚标准的新二元量刑体系发展,无疑成为这次改革的亮点,但这并非一劳永逸之举。通过国内外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的考究,为新法的适用开辟理论道路。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

刑事诉讼中一般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 ,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控方只需证明初步事实的存在 ,其他与被指控犯罪相关的事实的证明责任则转由被告方承担 ,如果被告方不能证明相关事实 ,则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推定 ,这就是证明责任的倒置。但并非所有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都属“证明责任倒置” ,在一般情况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实际上是“证明责任正置”。证明责任倒置在形式上是“有罪推定” ,但它对某些刑事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极具必要性 ,也符合正当的法律价值取向。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确立证明责任的倒置规则 。

侗款的最高权威非人格化及其借鉴价值

在历史上,维系侗族社会生活的最高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非人格化”的约法款,“有款无官”是款民的意识形态基础。侗款制度包含着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底蕴,其“立法”民主、“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司法”廉明、全民普法等积极因素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司法腐败的法官因素及其控制

司法腐败与法官自身素质有一定的联系。诱发司法腐败的法官因素主要在于法官专业素质低、道德品质差以及现代司法理念缺乏。产生这些因素的原因包括法官准入制度存在缺陷,法官教育培训制度存在问题,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存在弊端。因此,应严格法官选任条件,规范法官选任程序,加强法官教育培训,健全法官职业保障机制。

论司法正当程序的实施与保障

正当程序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条件 ,是通向实体正义的必要途径。正当程序的实施必须要做到裁判者处中立地位、当事人各方 (包括刑诉中的控辩双方 )地位平等、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司法过程公开、司法程序文明这几个基本要求 。

中国—东盟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呈逐年递增趋势。中国在打击此类跨境犯罪方面存在取证、追赃、抓捕等诸多困难,需要与东盟国家进行警务合作。基于双边良好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中国—东盟已开展了警务情报信息共享、联合抓捕犯罪嫌疑人、移交遣返嫌犯、派驻警务联络官等警务合作方式,但仍存在合作依据的法律资源供给不足、警务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正式建立、执法合作机制尚待完善等相关问题。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需要进一步夯实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务合作的法律基础,完善警务情报信息共享机制,探索设立统一警务合作机构。

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及其控制——以结构主义为视角

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较为普遍,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仅是办案人员的道德、业务素质问题,而且与侦查程序结构密切相关。本文以结构主义为视角,根据侦查程序结构不同类型的特点,论述了侦查程序结构与刑讯逼供的关系,并对我国侦查程序结构的选择提出了理性思考。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协助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递增态势,此类犯罪在东盟国家的窝点证据具有分散性、隐蔽性以及复杂性等特点,存在提取、固定及移送的困难。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主要有委托取证、境外取证以及境外联合取证三种取证模式,但这三种取证协助模式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为有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应建立合理的合作激励机制,提高东盟国家执法机关合作打击犯罪的积极性;细化与东盟国家警务合作协定的内容,明确证据提取、固定、移送的要求;加强对中国—东盟警务合作人员的培训,提高调查取证的技能;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警务合作,扩大境外取证模式与境外联合取证模式的适用范围。

刍议刑事正当程序的实施与保障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所存在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诱供、以捕代侦、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等程序问题,首先要重塑价值理念、制定一套体现“正当程序”精神的诉讼规则,其次要确立刑事正当程序的实施与保障机制。

越南刑事诉讼中的检警关系及其启示

越南现行检警关系模式赋予了检察院在审前阶段十分广泛的权能,检察院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人员及活动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引导。基于中国与越南相似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历史传统、人文素质以及此前相近的司法体制,越南现行检警关系模式及其运行效果对我国的检警关系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冲突与纾解: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

被告人认罪认罚与上诉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也不利于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价值,因而引发了理论与实践界的争议,主要存在“全面保留论”“限制保留论”及“完全限制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基于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情况的实证分析和诉讼价值动态平衡之考量,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应当保留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上诉权,为其合法权益提供必要的救济。为了避免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制度,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从根本上降低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率。

和谐社会视野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野分析了中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中国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的思路。认为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未来,要构建和谐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不仅要预防、惩罚,更为重要的是能便利未成年犯罪者改恶从善、复归社会。

司法考试语境下的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初探

司法考试制度涉及司法领域法律职业专门人才选用机制的重大变化,为法学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给法学教育带来一些不利的冲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法学教育进行适当的改革与调整,使高等法学教育既能培养出符合司法考试制度下的合格人才,也能避免其在司法考试制度的冲击下沦为"应试教育"。

刑事司法腐败的制度因素及其对策

刑事司法腐败问题的产生有着诸多的成因,但制度的缺陷是其最为主要的诱发因素,不从制度上探寻其成因,仅由司法机关进行整改教育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此,要遏制刑事司法腐败,就必须要有针对性地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

司法腐败的律师因素及其控制

律师诱发司法腐败表现为律师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腐蚀,影响司法的公正。产生律师诱发司法腐败的原因主要包括律师在诉讼中地位偏低、律师素质良莠不齐、律师行业竞争激烈、对律师的管理弱化、律师执业的社会环境差、法官与律师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带”等因素。文章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解决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