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ESG表现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吗?

基于201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越差,审计师为应对风险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具体表现为披露数量更多、披露内容更详细。进一步分析发现,ESG表现通过影响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从而影响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量,并且在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企业ESG表现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ESG表现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对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后审计师更准确地识别审计风险、提供更有效的审计服务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集团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

审计意见购买是学术界和监管部门都十分关注的话题,但以往研究多以单个上市公司为对象来研究审计师变更和审计意见购买,且国内外的经验研究一直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考虑到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集团是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本文以企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发现审计师对集团内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可能导致集团内多家上市公司变更该事务所的审计业务;企业集团通过变更事务所能够实现审计意见改善。此外,变更对象不同,变更后果也不同,首次审计该集团业务的审计师更容易屈服于集团,更容易被收买。

企业集团统一审计能降低审计收费吗

审计收费是审计研究的重要问题。已有审计研究文献通常关注的是对单个公司的审计收费,本文则关注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企业集团中,多家上市公司选择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即集团统一审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集团统一审计不但不能降低审计收费,反而会增加审计收费;选择大所进行统一审计可以降低审计费用,而小所执行统一审计则可能存在牺牲独立性以获得更多审计收费的情形。此外,事务所尤其是小规模事务所,在招揽集团客户时存在激烈的低价竞争。

处罚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

本文采用超额收益法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对 1 999- 2 0 0 0年中国证监会以及深交所和上交所处罚公告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 ,市场对处罚公告在公告日后具有明显的正反应。针对不同的受处罚原因 ,市场反应也不同 :因信息披露问题受到处罚的公司 ,公告日后市场有显著正反应 ,而借助资金违规受处罚的公司 ,公告日后市场为显著负反应。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对比股票市场对 1 999年 7月 1日至 2 0 0 0年6月 3 0日处罚公告和 CPA负面审计意见的反应 ,证实资本市场对处罚公告和负面审计意见的反应具有显著差异。

上市公司审计与年报披露预约日变更

上市公司向证券交易所预约年报披露时间并由证交所予以公布 ,是我国信息公开化方面的有益措施。本文以 2 0 0 2年实际披露日不同于预约披露日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为样本 ,考察了公司审计等因素与公司年报披露预约日变更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 :当年得到非标准审计意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出现亏损的公司倾向于延迟披露年报。这表明 ,年报审计意见“不干净”及其涉及事项是制约年报披露进度的关键之一。为消除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间无效率地“讨价还价” ,建议加强对上市公司披露制度执行与审计机构的监管 。

对上市公司“触网”行为的实证反思

上市公司“触网”,曾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令人关注的话题。那么,市场对上市公司“触网”反应之强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呢?上市公司“触网”对其经营业绩究竟有无实质性影响呢?首先,本文采用超额收益法,对我国股票市场1999年68家上市公司“触网”公告的反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在“触网”公告日前后具有显著正反应。继而,本文采用以财务指标为基础的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68家上市公司“触网”前后业绩的变化,研究未发现“触网”公司整体上在“触网”前一年、当年及次年的业绩有显著变化。最后,本文采用聚类分析法,依据2000年因子得分将68家“触网”后的上市公司分为三类,揭示出三类公司的不同特征,并注意到“触网”第二年,增长型企业类占到了“触网”公司的大多数。

股权分置改革的审计治理效应

本文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比例的角度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改后审计师一定程度上配合上市公司实现了向上的盈余管理及审计意见购买。具体结论为:在股改后,对于相同盈余管理水平,规模较小上市公司的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下降;对于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未发现有显著不同,但股改后公司向上的盈余管理程度似乎加大了。

国企监事会监督条件下政府审计发展方向研究

本文分析在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下政府审计应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监督,认为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的监督中,政府审计有着其它监督方式不可替代的优势;审计机关对国有资产监督的审计应更多地转向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并使审计活动更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宏观性。

审计关系主体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避性

根据是否可以被公司管理当局避免，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了可避与不可避之分。那么影响企业可避而不避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因素是什么？本文以1998—2000年首次被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为研究样本，试图从审计关系主体的三方视角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可避意见不会产生负向反应，部分解释了公司为何可避而不避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公司为了达到配股的及格线、公司上一年度出现亏损、公司当年有配股预案等情况，均与可避性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出具显著相关。另外，研究未发现事务所的特征与出具可避性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之问有显著关系。

实证检验：第八次“降息”与“两会”对深市的混合影响

本文采用假设统计检验、时间序列分析干预模型这样两种方法检验第八次降息和2002年“两会”召开对深市的混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深市成份指数对第八次降息的反应不显著，但对两会的召开有显着正反应；深市的某些板块对第八次降息的反应显着，并且不同板块对第八次降息的反应有差异。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存在“粘性”吗?

借助经济学中有关价格"粘性"的理论,以我国2001—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审计费用"粘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成本、契约和管制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和其他商品或服务价格一样,存在向下(易涨难跌)的价格"粘性"。另外,从供求双方的影响因素来看,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增强了审计费用向下的"粘性",事务所的声誉("四大")和客户重要性对向下"粘性"的影响则不明显。

公司年报披露预约日变更及披露后更改行为——基于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分析

上市公司向证券交易所预约年报披露时间并由证交所予以公布,在我国是信息公开化方面新的尝试和举措。实践中,年报预约披露时间未必是实际披露时间,一部分公司会延迟或提前披露年报;所披露年报也未必是公司的年度总结信息,一部分公司会通过“打补丁”,继续对已经披露的年报加以修改。本文通过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变更年报预约披露日的研究发现:为数众多的上市公司对预约披露年报日期的变更存在随意性;推迟披露年报的公司较多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当年不进行利润分配、会计业绩指标表现差。随意更改年报预约披露日不仅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损害了交易所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年报公布以后频频打补丁,更是对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讽刺。

审计师对采用差异化战略的客户区别对待了吗?

近年来,企业的战略选择对财务特征的影响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我们利用2003~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企业战略差异度对审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战略越偏离行业常规战略,审计师在为其提供审计服务时就越谨慎,表现为更加严格的审计意见和更高的审计收费,说明审计师会关注企业的差异化战略带来的审计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战略差异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程度小于非国有企业;在2007年实施新审计准则、新会计准则及新的诉讼法规之后,战略差异度对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的影响程度大于上述制度背景改善之前。上述结果表明,战略差异度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审计风险低于非国有企业,而制度环境的改善增加了审计师对客户风险的关注程度。

上市公司违规问题的审计后果研究——基于证券监管部门处罚公告的分析

近年来,不断有上市公司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一会两所")处罚,国内外研究上市公司被处罚方面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被处罚后股票市场的反应,甚少有研究涉及上市公司被处罚后审计师的反应:审计师在进行审计时是否更加谨慎,是否会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通过对2001—2007年被"一会两所"处罚过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师的反应发现,审计师在上市公司被处罚当年及之后的年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并且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但是处罚程度并没有对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及要求的审计费用造成显著影响。除此之外,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被处罚当年,审计师的反应程度最强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最高,要求的审计费用也最高。

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审计师选择的再检验

本文对"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外部审计监督"(周中胜、陈汉文,2006,以下简称周文)一文进行了商榷,仍然从大股东占款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着手,通过改进审计质量和大股东资金占用这两个关键变量的度量方法,就代理成本对我国审计需求的影响进行了再检验,得出了与周文不同的结论。我们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占款问题越严重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以发挥外部审计监督的治理作用,降低代理成本。

集团内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研究

因被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企业集团中的上市公司审计问题呈现出与单个公司不同的特征。以往研究通常关注单个公司,对于集团内多家上市公司的统一审计研究,也仅侧重于经济后果的影响方面。那么,形成企业集团统一审计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运用Logit模型对2003至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隶属于企业集团的1064个样本进行回归,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越严重,越有可能选择集团统一审计;集团内存在地缘关联的公司,更可能选择集团统一审计。进一步研究虽然没有发现上市公司选择集团统一审计是出于业务协同,从而在经济上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的显著证据;但是却发现2007年(含)以后,由于制度变迁,业务协同对选择集团统一审计的影响作用显著增强,上市公司在集团内的地缘关联对选择集团统一审计的影响作用显著减弱。

对经理人员实行股权激励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对经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具有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对目前我国经理人员对激励方式的偏好与选择进行实践研究证明:对经理人员实行股权激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阶段的激励效果还受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弱有效率、经理人员收入偏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现阶段,企业对经理人员实行股权激励要注意自身的条件并选择恰当的形式。

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审计的影响——基于“陆港通”背景的实证研究

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缺乏成熟的运行机制,与境外市场的融合程度也较低。"陆港通"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事件,实现了境内外投资者的互联互通,对证券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陆港通"政策的实施为背景,探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审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公司成为"陆港通"标的后,其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都有显著上升。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实施"陆港通"后,非"十大"审计、弱公司治理以及非交叉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有显著提升。本文从审计角度切入,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陆港通"政策更大范围推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财政政策与企业劳动力决策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1年至2016年的数据,研究中国财政政策对企业劳动力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促使企业雇用更多的劳动力,表现为更高的员工薪酬总额、更多的员工人数以及更高的员工平均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积极财政政策对企业员工薪酬总额和员工平均薪酬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较强,在国有企业中较弱;在国有企业中又以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国有企业最弱。经济后果方面,扩大劳动力规模对企业未来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强于国有企业,而扩大劳动力规模对企业高管薪酬的提升作用则在国有企业中强于非国有企业。上述结果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刺激市场需求的方式使得非国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扩大劳动力规模;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要求国有企业解决社会就业。本文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关系的研究,从微观层面为评估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集团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

审计意见购买是审计学术界与监管部门高度关注的话题。在实务界，一直都存在对通过变更审计师来实现审计意见改善或购买的担忧，监管部门也高度关注审计师变更过程中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以往研究多以单个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审计师的变更和潜在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鲜有考虑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