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

《江西宗派图》写作年代刍议

《江西宗派图》的写作年代,从南宋起就有少时戏作、绍兴三年两种说法。从其写作的历史语境来看,《宗派图》应该是北宋大观末、政和初的作品。

从韩驹官样文章看江西诗派的文学品格

通过对徽宗朝在朝与在野文学两大文学阵营的对比、韩驹其人和江西诗派其他诗人的对比、韩驹本人前后期诗歌创作的对比以及不同文论家对韩驹诗风评价的对比等角度,循时代背景、人生态度到诗歌风格的论述次序,透过韩驹的官样文章来考察江西诗派的文学品格。

玄言山水诗新论

玄言山水诗是指那些借助自然山水的描写 ,寄托诗人玄学感悟的诗歌 ,分为时兴诗和登览诗两类。诗人为寻求“消散”、“寄畅”而进入大自然 ,以“理感”的思维方式观照山川万物 ,从而获得“超游”、“超兴” ,这就是玄言山水诗的发生情感。在中国文学史上 ,这是山水题材第一次大规模进入诗歌创作。玄言山水诗向谢灵运山水诗的转变内在于其自身的发展理路 ;晋宋之际玄学的衰落 ,促成了独立山水诗的出现。

粉丝经济背景下偶像对全民公益的拉动作用研究——以新冠肺炎时期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展现了全民公益的庞大规模与广泛影响,兴起以粉丝经济为背景、以偶像为核心的全民公益模式。偶像以其动员力、行动力、捐助力、粉丝力作为该公益模式的核心力量。通过对偶像与全民公益的SWOT分析以及对韩红基金会的实例分析,不难发现偶像们基于一定的粉丝基础,利用自身优势对社会主流公益活动积极参与,为公益活动扩大了宣传渠道。粉丝也在偶像的公益引领下广泛参与,由此实现偶像对全民公益的拉动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公益事业得到质的飞跃。

深圳口岸出口大蒜的主要输入国及其检疫要求

深圳口岸出口大蒜的主要输入国及其检疫要求周静，伍晓蔓（深圳动植物检疫局５１８００１）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增加，我国大蒜以其质优价廉而深受各国消费者的欢迎，出口量逐年增加，目前已占深圳口岸远洋出口农产品总数的一半以上，输入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日...

完善检疫注册登记制度的建议

动植物检疫注册登记是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口岸体制改革中强调:“加强前期监管和后续管理,减少中间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检疫注册登记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

陆游记梦诗解析

梦是潜意识的舞台。借用荣格心理学理论进行解读,陆游记的梦,有个体情结的活动,也有人格面具、他者、智慧老人等集体无意识的显影。其记梦诗的空间书写也蕴藏着集体无意识色彩。陆游时常观察和解释自己的梦,也希望通过治心养气的工夫驯化梦境。他的记梦诗主题明确,结构清晰,情节合理,叙事有序,格律标准,显示出特有的书写策略。

北宋末山谷后学的双重整合与《江西宗派图》

江西宗派得名于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图》,是北宋末期一个带文学流派性质的诗人群体。以地缘为基础的南昌—临川—建昌诗人群体和以诗学思想为基础的符离—临川诗人群体的双重整合,是其发展的主导线索。大观年间,以徐俯为首的豫章诗社和吕本中发起的“东”字韵诗唱和,带来北宋末期山谷后学“同作并和”的繁荣局面,成为《江西宗派图》绘制的基础。

北宋末临川诗人群体及其文学史意义

北宋末以谢逸、谢邁为领袖的临川诗人群体,是一个以临川诗人为主体,以饶节、汪革等游于外地的临川诗人为外围成员的地域性诗人群体。这些诗人定期或不定期聚会,以分韵赋诗为主要唱酬方法,积极参与国内的诗文酬唱与学术交往,诗风清苦、瘦硬。他们促进了分韵赋诗这一唱酬方式的发展,也参与了江西诗派的形成、时代诗学趣味的建构。

“渔父家风”与江西诗派

"渔父家风"化自禅门颂古"钓鱼船上显家风",它出现在北宋中期以降文人渔父诗词中,借禅宗渔父喻写士大夫渔隐梦想。俞紫芝是"渔父家风"之始作俑者,黄庭坚是其实际命名人。后者以"渔父家风"比自家门风,得到后学响应。浸淫着文字禅方法、文字禅态度和文字禅境界的"渔父家风",体现了山谷诗学的内在气质,标识了江西诗派的文学精神。

从《庐山远公话》看早期话本的文学渊源

《庐山远公话》是早期的话本。作为佛教题材的作品,佛教的思想和内容在话本中化为结构情节的因素,但也有例外:有一段关于《涅槃经疏钞》的宣讲,并非故事结构的必要成分。它为我们留下唐代“俗讲”的生动样本,也指给我们话本起源的蛛丝马迹———说话的中间,有某种讲经的残留。

《唱道与乐情:宋代禅宗渔父词研究》

《唱道与乐情:宋代禅宗渔父词研究》系“宋代佛教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由伍晓蔓、周裕锴合作完成。在宋代的禅宗文献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关“渔父词”的记载。而在一些禅师的语录或文集中,也留下不少标名为《渔父词》的作品。由此可见,渔父词是中国宋代禅宗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宋代禅宗渔父词研究》试图通过对禅宗《渔父词》的词调名称、功能、类型等问题的考察,揭示出俗曲与禅词的关系、禅和子词与士大夫词的关系,同时是书还提供了有关宋词辑佚和词调起源的原始材料。

支遁“即色空”义探微

东晋般若学兴盛。般若,指观照空理的智慧,般若思想兴起于印度南方,为大乘空宗之学。其经典东漠末期传入中囡,支娄迦认译十卷、三十品《道行般若经》,后人稍为《小品》,为《般若经》的最早译本。

江西和江湖:不同的意義場域——唐宋變革視野中的宋詩體派觀察

本文在唐宋變革說視野下探討了宋代詩學從江西向江湖詩風的轉變。和接續了元祐文化正脉的江西派詩人相比,江湖詩人無統系可依傍,無正宗可傳承。他們爲士階層之冗餘者,其寫作趣味由深刻、典雅、崇高轉向淺切、世俗、瑣細。推動江湖詩派出現的,不是士大夫階層的文學觀、道德觀,而是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士大夫的詩統是唐宋以來不懈的文化建構,當它失落之後,極厚的文化積澱使詩人聚集在出版業這一新興的文化產業下,形成新的詩派。江西到江湖,兩個詩派,不僅是詩歌風格不同,最根本的區别,在於'中唐—北宋''南宋元明清'兩個時段的建構。

論《碧岩錄》的禪宗公案詮釋學

宋代公案襌和西方的哲學詮釋學有相似的問題意識,進路卻不相同。圓悟克勤《碧岩錄》在詮釋公案時建立了理解的循環,又斬斷這個循環。其語言持“轉字訣”,從“説明”轉向“機用”。《碧岩錄》是課堂筆記而非案頭文字,其記錄的課堂作爲表演藝術的開示有不可複製的現場感。《碧岩錄》還探討了理解和交流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及詮釋的邊界等詮釋學意義上的問題。探討這些問題能更好地理解公案襌,理解“看話襌”對公案襌的繼承和超越。

超然臺賦詠:文本生發及意義賦予

超然臺賦詠是北宋盛行的亭臺樓閣集體賦詠的典型個案。熙寧八年(1075),蘇軾在密州修葺城北舊臺,蘇轍爲之命名"超然",使這個建築有了人文的意義。圍繞超然臺,蘇轍作賦,蘇軾作記,蘇軾並寄自己創作的《超然臺記》請諸友同賦。文彥博、司馬光、文同、鮮于侁、李清臣等寄來詩賦,張耒登臨現場創作。諸友的賦詠圍繞超然臺、超然這個名字、蘇軾這個人以及作者和蘇軾之間的關係等主題,在地理空間、情感空間和精神空間中展開,各具特點。這種賦予建築物意義的活動,也是以文會友的活動,包括精神志趣的交流及情感連結。經過這次賦詠,大地留下名勝,文學史留下名作,士大夫公共文化空間被重新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