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信仰——影片《火之战车》的奥运精神内涵分析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信仰,无论是对于民族,还是对于宗教。《火之战车》正是通过反映主人公各自不同的信仰,共同最终汇聚到对奥运的追求,这当中有很多共通性。影片无论是对民族信仰还是宗教信仰的描写,抓住了人类共同的一种信仰——奥林匹克精神,最终都是归结为对奥林匹克的一种信仰,使得这部影片具有永恒的魅力。

王小帅电影中的“罪恶”解读

王小帅导演的影片中有大量罪恶影像的呈现,对这些罪恶影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范畴进行分析。但罪恶的呈现并非视觉感官上的刺激追求,导演通过对罪恶的解构,透过罪恶的个体行为本身,揭示了一个异化的社会和众多被社会异化了的人,以此来思考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影像的想象——1949-1979中国革命电影中母亲形象与民族国家想象

1949-1979年中国拍摄了大量以表现中国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题材的影片,以及具有进步意义和表现新中国建设的影片。在一部分影片当中有大量对革命母亲形象的描写,这些母亲形象充分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合理性,进而通过电影文本使新生的国家获得其国民的普遍认同。

唤醒集体记忆,表达集体经验——中国小成本电影的“历险记”

对小成本影片来说如何唤醒观众集体记忆、表达集体经验至关重要。当然小成本电影也要遵守市场规律,做好后期宣传。不过就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来看,小成本电影的确在经历一场危机四伏的"历险记"。

姜文电影中的“成长”

姜文作为导演拍摄的影片，以其鲜明的个人色彩，突破中国电影传统的叙事形式，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影坛独树一帜。姜文的影片一直延续了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的“成长”主题，这一主题在姜文的其他影片当中都是以一种隐性的姿态存在，而这一主题又不约而同地通过影片中的“父亲”形象呈现出来。本文通过分析影片中的“父亲”这一具有广阔文化内涵的特殊意象，寻求姜文电影在“成长”主题上的延续性。

“革命母亲”的修辞学意义——以1949-1979年革命电影为例

新中国成立最初三十年,中国革命电影中的母亲形象具有显著的特征和影像表现的模式化。母亲形象在影片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母亲形象意义的表现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其中最主要和最常用到的是隐喻和象征。文章通过对这两种主要修辞手法的研究,探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和历史文化语境是如何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呈现的。

从“真光”到“联华”——罗明佑的电影经营之道

罗明佑(1900-1967),祖籍广东番禹沥滘,家世显赫。父亲罗雪甫为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叔父罗文庄曾任驻檀香山领事、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叔父罗文干更是历任北京政府检察厅检察长、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大理院院长、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外交部长等职。罗明佑从“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即今之中山大学)业毕”之后升人北京大学法科。罗明佑正是在北上求学之际开始从事电影业,开办了自己第一个影院——“真光电影院”。

山海重光——战后青岛影剧院的接收与处置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对青岛进行全面接收。由于青岛没有电影制片业,因此电影"敌产"接收的主要对象是敌伪影剧院。在从地方接收到全国接收的过渡过程中,出现了机构与机构之间、下级与上级之间的利益角逐,整个接收过程显得错综复杂。本文通过对青岛影剧院的接收与处置情况进行梳理,试图还原战后青岛时局一隅,以检视战后国民政府在地方的接收状况。

电影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研究——以早期中国电影为例

自电影产生开始,就与城市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法国巴黎最早的电影短片,到好莱坞电影的生产系统,电影与城市的同质化已经十分明显。电影进入中国后,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就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内容。城市的现代性与电影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提供了一种将城市与电影一起进行研究的基础。早期中国电影的生产放映,就已经全方位地表现了电影与城市(尤其是上海)间的互动关系。电影在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变化,而城市文化也不断地影响着电影的表达。

“上海中心”电影史观的跳脱与反思

上海作为1949年前中国电影生产与文化消费中心,制片、发行、接受、消费等研究长期以来占据电影史学研究重地。为重现中国电影历史全局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完整性,沪外地区的电影历史书写蔚然成风,本文拟结合晚近史述实践,探讨与这一视点转换相关的电影史研究观念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