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铁上海事务所”看日本的华中调查

"满铁上海事务所"实施之华中调查是中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军对华北、华中的侵略而展开的。"满铁上海事务所"的华中调查工作准备比较仓促,调查人员背景各异,培训也不充分,原本计划十年的调查实只进行了三年,其间开展了"综合调查"和若干个别调查。其调查报告书的内容,相较于满洲产业调查局的调查或满铁调查部的华北农村调查,仍停留在基础阶段。然而,该调查报告书的价值不可低估。首先,工商业和都市不动产的"惯行"调查(即习惯调查)内容中,收录有未加工或分析的原始材料。其次,同一时期以上海及南京为据点,还存在着官方机关与私人企业在华中地区进行的调查,对照这些报告书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录,能够重新检视上海事务所调查报告书之价值。

日本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本英史教授访谈录

编者手记:访谈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本英史荣誉教授(兼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和一桥大学佐藤仁史教授共同完成。以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日本明清赋役史研究动态为主线,围绕国家统治、国家与社会关系、地域社会论等方面展开话题,既有全球史的眼光,也有强烈的时代关怀。山本教授是与岸本美绪、岩井茂树同辈的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在清朝的地方统治和清朝史史料分析方面成就卓著,非常熟悉日本学界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脉络;而佐藤教授则是日本学界中国近世史研究方面的中坚力量,近年在中国近代社会史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作为访问人,深谙中日学者的研究理路,提问精准,话题深刻。

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以上海曹氏为例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明清江南望族曹氏为个案,从它的形成、发展的全过程,探讨了曹氏家族的婚姻网络以及社会活动的扩大和发展等问题,并由此论证了明末清初以来地区社会行政权逐渐为地方望族和绅士所控制。

“迷信”与非遗之间:关于江南的民间信仰与农村妇女的一些思考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农村随之出现了民俗文化的"复兴"现象,给基层的老百姓带来了相关的活动空间。在江南农村,以庙会为首的各种宗教仪式及其密不可分的各种曲艺也陆续复兴。对民俗文化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成为极大的转折点,结果促使许多民俗活动获得了合法地位。然而,不得不加以注目的是:政府和专业人员所认定的民俗文化——换言之在"大叙事"框架里所出现的內容,实际上与基层民众心目中的民俗之间有很大距离。这里着眼于民俗文化"复兴"的主要群体——农村中老年妇女的网络,透过她们的实际生活情况和她们所讲述自己经验时的叙述方式展开探讨,借此透视民俗文化"复兴"的各种面貌及其时代性。

田野中的近现代江南社会与文化

笔者的研究生涯是从传统的文献史学出发的(第一次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是1996年),后来才把作为重要工具的口述史这个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日常研究。一开始,笔者最根本的问题意识是.

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

本文以清末民初地方精英地域整合为中心,探讨了整合的过程及其特点,分析了地域社会观、民俗观和民众观。作者着眼于上海县陈行乡精英所留下的"歌谣",将精英在竹枝词中吟咏的民俗内容和他们收集歌谣的意图,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进行了论述。

民国时期江南的庙会组织与村落社会——以吴江市的口述调查为中心

本文根据吴江市大长浜村的口述调查成果,从以村庙营运为中心的民间信仰的角度,对民国时期江南低乡地带的村落结构及基层社会的重叠性进行初步的分析。"社村",即各散村因土地庙、村庙的祭祀、信仰而形成的区域——是江南农村形态的特点。"社村"的共同性,在于祭祀、信仰等文化层面上的联系,但这却非对村民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具有强制力的唯一框架。江南低乡地带的"社村",终究是文化性的统合体。此种文化性统合体的性格,似乎与根据二战期间实行的农村调查,论及中国农村共同体性质的研究中的意见所指出的,微弱的团结力与一体性,以及个别成员所形成之关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相一致。若要阐明本文中所探讨的庙会组织,及其背景的江南农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应与原则相异的社会、集团进行比较研究,似较有用。最近的有关伪满洲国时期的庙会研究,指出该地区的社会组织中,有一种称为"树状组织"的特征,反映了极度集中在县城的流通机构,并亦反映在庙会形态上。相对地,经济的交汇点分散在市镇级的中国本土社会组织特征,称作"网状组织"。若是借用这个假设,本文所论的江南低乡农村,或可比喻为以个人间的关系,或地缘、血缘关系等韧度相异的线及结点所织成的细目网。

拖轮在坞内作业时坞墩倾翻的原因与对策

文章的作者对拖轮在坞内作业时造成坞墩倾翻的原因作了分析，向读者推荐了已在日本船厂应用的减少坞墩倾翻的操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