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机遇与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的发展——何一民教授访谈

文睿治(以下简称“文”):《中国城市通史》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一经出版便广受各界好评,不仅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更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堪称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之集大成者,熊月之教授认为:“《中国城市通史》,是覆盖性很大、贯通性很强、思辨性很深的系统学术研究。

何一民:陈寿开创范式著三国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著书修史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尚书》《春秋》到《史记》,这些史书无一不成为今人探寻当初那段风云的依据。19世纪,法国雨果在《笑面人》中说,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而在西晋时期,陈寿选择著史书,以教化劝诫世人。

中国式城镇化: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起步晚,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前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跟随者和模仿者,以“物”为主的城市化成为发展的方向,因而也出现了若干城市病。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遵循。因而,跟随西方传统城市化的发展,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选择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和新路径,扭转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中国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有其历史逻辑,也是“两个结合”的中国化与当代化表达。

“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提出与区域文化史研究系统的再造

1941年《说文月刊》首倡“巴蜀文化”学术概念,引发了巴蜀文化研究热潮,一时成为学术风尚,并对区域文化史研究产生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系统的再造。区域文化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分支,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成为独立的学术概念,并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巴蜀文化”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并引发相关研究热,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一是与晚清至民国救亡图存背景下中国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有关,二是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此背景下,部分学人突破了以中原文化史代替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增强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空间向度的认识。尽管“巴蜀文化”概念提出之初,不少学人对巴蜀文化概念的认识还颇多分歧,并产生了学术争鸣,但众多学者最终还是认同了这个新的学术概念,由此推动了巴蜀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增强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整体认知。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75年的成就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概括起来主要有八大成就:城市化高速发展,实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移,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曲折发展之后,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石,为城镇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城市公共服务成就斐然,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城市文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城市文化高度繁荣;城镇居民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居民幸福感不断增强;人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得到提升。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城市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路径,为全球城市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有四大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这是新中国城市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三是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加强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的引领作用;四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总目标,坚定不移推进城市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长江文化之光照亮中华文明进程

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考古学、遗传学、分子进化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显示,长江流域是世界水稻的发源地,由此引发了长江流域的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则推动了城市革命的产生,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兴起、形成与发展。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秦汉建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后的2000余年间,中国曾出现过几次大分裂大动乱时期,黄河文明屡遭严重破坏,但中华文明并未中断,随着黄河流域人口、经济和文化南移,与长江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在长江流域得到充分体现。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文明受到巨大冲击。中国在遭到外来侵略的背景下出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长江城市群随之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相继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三步跨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稳步前行。新时代新征程,长江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论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品牌思维与品牌要素

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创办最早的民族企业之一,至今已有150年历史。轮船招商局能够从最初的单一轮船运输企业发展为今天集轮船运输、金融、房地产等多元化经营于一体、享誉海内外的大型企业集团,重要原因就是时刻具有品牌思维,始终坚持品牌建设。轮船招商局企业品牌构成有三大要素:以与外资争利的爱国民族企业品牌塑造为核心要素,高举爱国大旗,在险象环生的竞争中击败对手获得成功;以官督商办特殊体制为基本要素,充分利用政府资源,积极为政府提供优质服务,重视向商民提供优质服务;以规模经济为支撑要素,突出主业做强做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轮船招商局通过不断完善品牌思维与品牌要素铸就了辉煌发展历程,其中的宝贵经验需要继续传承和发扬。

历史合力与“护国运动”的兴起及其历史贡献

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所以破产,共和制度之所以得到维护,并非简单地是由某一政党或少数人所推动的结果,而是民国初年“二次革命”后多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聚合在一起,构成了反袁护国阵营,由此形成合力,并使反袁护国阵营在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较量中发生力量对比变化,此消彼长,推动了护国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袁世凯虽然拥有国家政权和大量军队,但是正如清王朝也拥有国家政权和大量军队一样,没有能够阻挡清朝大厦的轰然倒塌。失道寡助,得道多助,逆民意者终将挡不住历史的车轮。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袁世凯最终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护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民主共和从此深入人心。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何以建设为世界文化名城——评尹宏等著《世界文化名城评价研究》

恩格斯曾经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人类迈向自由的一步”。1城市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迈向自由的重要起点和支点。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古今中外,全球瞩目的国际大都市无一不是文化名城和文化圣地。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文化城市更被视为一种改变城市发展困境的范式,以文化推动城市崛起是世界城市迭代升级的主流趋势,城市竞争机制正悄然改变。中国是人类几大原生文明发源地之一,城市的历史十分悠久,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

西藏城市住房人居环境建设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系统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与广大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住房问题的解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响很大。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绿色发展、协调发展,西藏各城市立足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不断加大西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城市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增强城市环境保护能力,城市面貌获得极大改善。此外,西藏各城市还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建设园林生态宜居城市,西藏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西藏城市住房人居环境建设使民众的生活品质大幅提高,满意度和幸福感不断提升,增强了西藏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使其深刻地认识到西藏所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民族的帮助下取得的,进而增强了西藏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了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岷江文化的基本特征简析

岷江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一是岷江文化具有双源性,并以岷山为核心,以岷江为中轴,缔造了中华早期文明之一的古蜀文明;二是以水为轴心,书写了中国农业文明早期的辉煌;三是开放包容,多元融合,不断与时俱进,形塑了新的文化样态;四是以创新创造为旨归,创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府盛景;五是以道仙文化与文宗文化为引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灵异俊美。岷江文化除了以上所列举的特征,还具有原生性、多元性、统一性、可持续性、开放性、区域性、独一性等特质,并在水利文化、生态城镇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和现实启示功能。

从多元走向一体化进程的样本——“秦并巴蜀”的历史意义

公元前316年,秦国利用巴、蜀两国内斗,趁机出兵,并以势如破竹之势,打败蜀王所率之兵。秦灭蜀之后,又挥师灭巴,从而将巴蜀地区纳入秦国版图。秦并巴蜀事件在战国时期与其他灭国战争的意义有所不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键在于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秦灭六国之先声。战国时期,建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是中华大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推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条件;二是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形成构成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立的思想基础,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推动统一国家的建立。秦并巴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将中国西南地区整合到统一的版图之中,也促进了长江上游巴蜀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创了天府之国的新气象,同时也推动了巴蜀文明与华夏文明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区域文化体系——天府文化。

开拓城市影像史学新领域——评《〈苦干〉与战时重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

“影像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电影领域的影片作品,是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即以历史影视片为载体,以视听为阅读方式,以此区别于以文字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历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影像史学引入中国。由于影像史学方法新颖,并以图像为主,较文字更直观,故而颇受国内学术界关注,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还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各种以影像为名的书籍也随之出版。

陆海数字经济时代与内陆城市崛起的新趋势

“陆海数字经济时代”是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互动共生的新时代。在第四工业革命的驱动下,海洋工业时代向陆海数字经济时代转型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促使陆海经济联动加速,落后的内陆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引导推动陆海经济联动,现代科技的发展为海洋经济向陆海经济联动创造了基础条件,“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向陆海经济联动转型。在陆海经济联动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内陆大城市的兴起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且为海洋工业经济时代向陆海数字经济时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岷江文化研究的意义与历史分期

岷江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源头,保护、传承和研究岷江文化,对于推动岷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岷江文化,是基于岷江流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以及沱江上游)与成都平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位置优势,形成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依据内在逻辑演进路径,岷江文化大抵可以分为七个历史时期,分别是:孕育期、初步形成期、融入中华文化一体化进程期、鼎盛期、曲折发展期、新旧杂陈剧烈变化期、复兴和繁荣期。

10至12世纪女真族的兴起与黑龙江中下游早期城市的发展

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但是城市文明却出现较晚,直到10至12世纪才开始形成早期城市。黑龙江中下游城市文明兴起较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也有人文社会因素的限制。10世纪以后黑龙江中下游城市文明的兴起,与此一时期女真人脱牧入农、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王权和国家建立有着直接的关系。黑龙江中下游城市文明兴起发展的过程也是女真人主动融入中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生动写照,上京等城市的营建反映了中华各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对城市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先后出现有三种模式 :独立型发展模式、依附型发展模式、互动共生型发展模式。农业社会时期 ,独立型发展模式是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而依附型发展模式的形成则是与外力的介入和城市化发展初期大城市优先发展规律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新的世纪 ,要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必须要改变城市的发展思路 ,不仅强调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的分工合作 ,而且更应重视相互之间的互动共生 ,从而实现双赢或多赢。

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普遍增强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身份的认同,一种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在战前普遍缺乏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来自国内、外的现实原因。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动员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至关重要。因此国民政府和知识界相继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努力构建民族与国家认同,由此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抗战救国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