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转型

公共产品是社会共同体共同需求的产物,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社会产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公共产品的需求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部落首领、豪族、富民先后成为中国古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并成为农村社会的精英。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当前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站在农民利益需求的视角,尽力满足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才能从农村获得更广泛的力量源泉,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

深刻领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内涵与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我们党第一次郑重提出建设农业强国,对于深刻认识新时代农业发展定位、完善农业政策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将产生重大影响。农业强国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这主要体现为较高的农产品自给率。

清代贵州境内的外省商贾

清代,贵州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为外省商人进入贵州经商提供了条件;外省商人活跃于贵州各地城乡市场,主要经营盐、棉、布、丝、绸以及洋广杂货等业务,他们的活动对贵州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于提升贵州外贸国际竞争力的对策研究

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出口商品结构转换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4个指标,对贵州省外贸竞争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升贵州外贸竞争力的相关对策和思路。

清代滇黔地区的内地商人与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滇黔内部各地之间、滇黔地区与内地及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打破了滇黔地区的封闭状态,使滇黔地区与缅甸、老挝、泰国等周边国家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连为一体,内地商人纷纷进入滇黔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滇黔地区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可分为区域中心市场、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市场三大层次,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复杂多变的滇黔地区的市场网络体系。

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与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认为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是克服有限理性的一种制度安排。文章对理性、有限理性等理念进行了梳理,说明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在建立与政府的合作互动关系、促进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确保政府公共权力有序、健康运行等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

云南与西南五省(市)区外贸发展比较研究

文章从对外贸易规模和地位、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方式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云南与西南4省(市)区四川、重庆、广西、贵州外贸发展的状况,发现云南外贸在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在个别指标上有一定优势,但同时也有许多不足和问题,并结合云南的实际,提出了发展外贸的若干对策。

唐代农民的身份地位变迁

唐代是中国古代农民身份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农民在均田制崩溃后,逐渐从国家的严密控制中解放出来;在两税法下,农民人身自由得到加强。契约租佃制的普遍发展,使乡村社会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由中古时代的隶属依附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化,由此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乡村社会关系———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主要是以签订的“契约”为主;这一新型的“契约”关系对中国近世的形成开创了条件,并延续至明清。

清代贵州市场初探

清代,贵州的商品市场网络可分为农村场市、商业城镇和区域中心市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市场构成了一个覆盖全省、沟通邻近省区的市场网络,呈现出这一时期贵州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推动着贵州商品经济的发展。

云南装备制造业振兴路径探析

装备制造业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为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对目前世界装备制造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根据云南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和比较优势,提出了云南发展装备制造业的路径选择。

经济行为与社会建构——科学发展观的新经济社会学分析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它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经济发展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要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社会的发展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为是一种社会建构,经济行为和市场都嵌入社会关系中并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借谷票述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解决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粮食供给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发动三次借谷运动。通过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协调,以及政治宣传与鼓动,在坚持群众自愿自觉、不强行摊派的原则下,根据地群众广泛开展了节省粮食借给苏维埃政府的竞赛运动,顺利完成了三次借谷任务,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云南经济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得云南经济得到极大程度的开发,生产日益商品化。市场的形成与商帮的整合则进一步促进了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外贸易的繁荣促使了云南传统市场的转型,云南出现了早期工业化。

刘铭传的商务思想及其在台湾的实践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将他的开放式商务思想付诸于台湾近代化建设。他主张商农并重,并引商入农、寓商于农,扩大台湾农产品的商品化;积极招商引资,创设台湾的交通运输系统,发展对外贸易,并且颁布一系列商务政策,改革关税,整顿贸易市场,促进台湾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台湾近代化建设的步伐。

西南地区外贸发展比较研究

本文从对外贸易规模和地位、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方式等方面比较分析了贵州与西南五省(市)区(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西藏)外贸发展的状况,发现贵州外贸在个别指标上虽有一定优势,但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并结合贵州的实际,提出了发展外贸的若干建议。

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贵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贵州各族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形势最好的时期。由于贵州是"欠发达、欠开发"省份,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东部省份相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文章对十六大以来贵州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分析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促进贵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清代贵州矿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清代,贵州为了增加矿税收入,缓解入不敷出的财政压力,将原先消极的矿业政策即禁止采矿,调整为有限制地准许开采。清政府在贵州矿业政策的演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矿业的开发,不仅增加了贵州的财政收入,刺激了贵州经济的发展,而且使贵州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促进了贵州社会的进步。

贵州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

近几年来,贵州矿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缺乏可行性的矿产开发规划和产业政策,对矿产资源的开发缺乏监控;二是矿山规模和结构不合理;三是以粗放、外延式的开发模式为主,"三率"指标偏低;四是矿产企业规模小,缺乏精深度加工和防污治污能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贵州矿业必须走循环经济的路子,要选择以下发展战略:打造矿业经济产业集群;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路子;实施人才战略,发展技术先导型产业;建立循环经济生态矿业园区,推动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

水利工程从古至今一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明代定都北京,天津作为京都门户,在明初就实行了军屯。文章主要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剖析当时中央政府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营田发展所做的努力。

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认为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是克服有限理性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分析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博弈,能了解民间组织变迁中的交易费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诺斯悖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