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主义解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新时代新征程民族工作的题中之意,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本文顺应新时代新征程做好民族工作的要求,立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从法治主义维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解读,揭示其所蕴含的法理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认同、共享发展、良法善治的思想基础和精神要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民族工作应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发展共享、推进良法善治等方面综合发力。

责任政府与政治文明

责任政府是对公民承担明确责任、切实履行其职能的 ,高效、廉洁、诚信的政府 ,与政治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 ,它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 ,是权力制约的必然产物 ,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必须建设责任政府。

论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 ,是指它与主体的人身密切联系的、主体对物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支配权 ;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主张并非今日始 ,古典自然法学家和哲理法学家早就提出了真知灼见 ;将财产权确立为基本人权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需要 ;修改宪法、确立财产权的基本人权地位 ,已成为我国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兼评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

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将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大多数法治国家的做法;过去,我国没有统一司法考试,以致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今天,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使一些人矫枉过正,把司法考试视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论述了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辨证统一关系,并就发展法学教育、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通过法治迈向民生保障

民生对法治存在着依赖关系,保障民生需要发挥法治的功能,法治通过保障民权为民生保驾护航,中国国情决定了保障公民的就业劳动权、受教育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安全权等是法治保障民生的关键和核心。我国民生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民生保障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加强法治建设、夯实民生保障的法治根基,是保障民生的基础工程,它要求从树立以人为本法治理念、完善保障民生的法律体系和切实施行保障民生的法律等方面进行努力。

论政治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如何实现这一重要目标?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以民主为核心,发展民主政治;以制度为载体,进行制度创新;以权力制约为原则,建立有限政府;以法治为根本,建设法治国家。

论涉诉信访的司法终结

司法救济因司法终局原则的确立而成为权利救济中最全面、公平、有效的方式,然而这一救济方式的功能因涉诉信访而受到影响。以司法终结涉诉信访是合理之选,面对司法与涉诉信访的矛盾冲突,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以司法终结原则为核心的涉诉信访司法终结制度。为此,需要厘定司法与信访的合理关系,实现信访功能的正确定位,消除民众对司法的误解。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基于法治主义维度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发展研究

区块链智能合约具有去中心化、自动执行性、匿名性和不可逆性等传统合约所不具备的特征与优势,是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信息共享、推进良善治理等的重要助力。然而,区块链智能合同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受到私人领域与非私领域的不协调发展、去中心化与政府集中监管的矛盾、可逆与不可逆之间的纠葛、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的此消彼长等因素的制约。实现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秉持法治主义路径,以实现标准化合约、厘清自由与国家干预边界、引入第三方机制以及探寻风险管控的最优解等方式对区块链智能合同发展的制约因素加以回应。

法与人:从对立到和谐

人是法的逻辑起点,法是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规则体系,因而法与人应该是相协调的,法应该以人为本;然而,在阶级社会,法异化了,或以神为本,或以物为本,法与人相对立。法的异化扭曲了法的本质,背离了法的本意,制约着人的发展。法回归于人,法与人和谐统一,既是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法学世界观为法回归于人奠定了理论根基,社会主义制度为法回归于人提供了先决条件。目前,我国在法的人本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要实现法与人的和谐统一,还必须做出多方面努力。

论协商民主:基于社会和谐的视角

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实现形式,它以利益多元为逻辑起点,以公共协商为核心内容,以社会和谐为价值诉求,以制度规制为根本保障。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自治民主、谈判民主的完善和超越,发展协商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政府职能转换的历史回顾与法学反思

新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经历了从政治职能与公共职能并重,到以政治职能为重心、再到偏重经济职能、然后到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法学反思,可以获得深刻启示。政府理念偏差、政府角色错位、政府法制落后等是新中国政府职能失范的重要原因。当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为了实现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必须更新政府理念、实现政府角色归位、加强政府法制建设。

论法治与公民幸福

公民幸福是公民基于需要满足而产生的美好感受,它以富足、安全、自由、公平为构成要件。公民幸福既有赖于公民的劳动创造,也有赖于法治保障。法治导源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它是保障公民幸福的良方。在中国,对幸福的追求使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法治,公民幸福是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和完善的价值指南。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以“三权分置”为背景

"三权分置"要求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和抵押,具有深厚的法理依据。"三权分置"下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权能界限不清晰、交易关系无保障、法律规定不完善等法律风险。应明确确权登记的效力,强化合同的规范管理,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法政治学之维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健全权力监督体系、深化反腐败斗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制度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法律意蕴。对这项制度进行法政治学解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执政为民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核心价值,权力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依法治国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重要基石,党的领导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政治保障。

论科技异化的立法应对

科技异化现象的滋生与蔓延,既使传统法律受到挑战,也给传统法律变革带来机遇。在应对科技异化的挑战中,科技立法不断发展,其突出表现是确立了科技增进人的幸福的立法宗旨、科技无害于人的立法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标。我国的科技立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的推进而发展,但与科技异化治理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立法,要求在立法原则上突出以人为本和生态安全,在立法内容上促进科技进步与防治科技异化并重,在立法结果上构建全面协调统一的科技法律规范体系。

论治国理政与法治思维

治国理政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社会工程,要求执政者树立法治思维、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法治思维是落实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是实现善治良政的观念保障。执政者的法治思维具有丰富内容,主要有合法思维、人权思维、公正思维、责任思维等。从现实看,执政者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的能力不断提高,但离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领导干部的职权职责、地位功能要求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的能力。

和谐社会的制度根基——法律和谐论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从产生时起就具有和谐的本性,它渊源于原始人维护社会和谐的规则,产生于人类维护社会和谐的活动。法律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制度根基,是人的本性的要求,是法律本质的反映。然而,法律和谐不是从一开始就能达到完美的状态,而是随着社会和谐的发展而演进。社会主义法律和谐是法律和谐的高级形态,它以秩序和正义为基本价值,以稳定性、确定性、一致性等为形式表征。目前,我国法律在整体上是和谐的,但和谐的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整合法律价值冲突、消除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法律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德教、法治与行为塑造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为指导，对德教与法治塑造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德教与法治在行为塑造中的作用及其相互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德教和法治是行为塑造的两种普遍的有效的方式，二者各有特点，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发挥整合功能，才能使人的行为合理合法。

金融危机视域中的农民工再就业及其法律应对——从“被动返乡”农民工谈起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我国沿海地区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关停并转,导致大批农民工"被动返乡",从而使得农民工再就业问题凸显。解决农民工再就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其重要途径是依靠法律。强化农民工就业的法律保障,是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完善农民工就业的法律规定、严格施行农民工就业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