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数据思维下宏观调控的理论分析

宏观调控是政府为解决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失灵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信息不完全的问题,这些技术正在驱动着政府运用大数据思维进行宏观调控。我们分析政府大数据思维及大数据思维下的宏观调控,首先要在理论上解读信息和大数据的关系,其次是说明政府大数据思维的形成过程,再次是解说政府宏观调控的操作程序和过程,最后对政府大数据思维下的宏观调控效用进行评价。大数据思维的本质仍然是因果思维,但大数据时代的因果逻辑思维模式与工业化时代的因果逻辑思维模式不是一回事。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行为主体,从大数据思维进入大数据分析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可考虑从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相互融合的角度对其逻辑分析框架展开探讨。有了这样的逻辑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描绘出政府对未来数字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有可能展现的一般图景。

工业智能化转型与创新网络地位提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数字技术的全面融合和渗透,催生出了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相互交织的运作模式。本文借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全球PCT专利库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并整合了包含40个主要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即工业智能化)对一国全球创新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智能化转型正向作用于一国创新网络地位的提升,增强出口竞争力、吸引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投入并推动资本深化构成了这一作用机制的主要传导渠道。据此,中国应把握范式变革的机会窗口,深入推进“两化融合”战略,打造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持续增强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智能生产率”。

个体理性选择的认知偏差与效用期望调整

经济学各大流派有关理性选择理论的许多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对“认知”的不同解释。现代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认知过程,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把认知作为外生变量的学术处理,认为认知偏差会导致个体实际选择背离期望效用理论的经典教义。认知偏差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有着宽泛的内容,它向前关联于选择偏好,向后关联于效用期望。从现实而不是从纯学理来看,认知偏差与效用期望的关联,要比认知偏差与选择偏好的关联更加重要。我们完善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任务之一,是要在深入揭示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对个体认知偏差如何影响或决定个体效用期望调整进行研究,对效用函数作出符合实际的而不是抽象的理论解析。本文对个体理性选择的认知偏差和效用期望调整的分析,试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弥补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缺失。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理性行为人:对修正“理性经济人”范式的探讨

理性经济人范式对经济学理论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此范式的分析对象专指经济活动领域的行为主体,经济行为主体在全部可选择的子集中具有以搜寻二元关系为对象的偏好一致性,以及针对以效用最大化作为判断行为理性决策等立论所存在的一系列偏离现实的情况,认为判断行为理性必须注重行为决策过程,淡化行为决策结果,并以此对经济主体理性行为过程的决策概念进行探索。作为一种理论探讨,本文提出了理性行为人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可以符合现实地说明政府和厂商的实际行为决策,是对理性经济人范式的一种修正。文章以产业规制中政府和厂商的决策行为为例,在理论上论证了以理性行为人取代理性经济人的合理性。这一探索是对行为理性选择理论之基础的一种分析尝试,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

中国数字经济现状及未来发展

互联网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数字经济现象的现实存在,正在推动着经济学者对数字经济模式的分析和研究;数字经济模式包含着极其宽泛的内容,它涉及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的诸多经济问题,其实质并不能通过数字经济现象得到完整的反映。厂商投资经营或产供销活动如何使自己成为数字经济主体,厂商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会在哪些方面导致新型的市场制度安排;数字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投资流向、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总供给和总需求等会形成怎样的格局,政府将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和手段来应对数字经济运行。基于数字经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有必要对数字经济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作出分析性考察,这种考察需要以厂商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运用为分析主线,通过对数字经济现实存在的解说,研究数字经济未来发展有可能出现的格局,以粗线条地构建一个描述数字经济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类实际行为的效用函数分析——一种糅合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行为的理解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以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效用函数。文章首先简要对经济学中理性和非理性研究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评述,认为人类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是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变量的约束过程;继而,通过对信息成本、时间等选择过程的成本分析,指出了人类实际行为之效用的一般形式;最后,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出了一种重构效用函数的努力,提出了非理性效用函数概念,并简要分析了非理性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形式。本文是对效用问题的一种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解性分析。

行为经济学基础及其理论贡献评述

行为经济学可谓是继新制度经济学之后进一步将经济理论分析由讲台推向现实蹬一个经济学流派。2001、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2001年美国Clark奖均授予行为经济学家的这一事实,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对行为分析方法的认可。本文拟结合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难题对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架构作出解析,在对预期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评述该学派之于经济理论发展的贡献。鉴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内容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本文的分析会在一定范围内涉及到实验经济学;但本文的重点是介绍行为经济学,只是在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作出评论的某些场合阐述一点个人见解。

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中的自然垄断趋势

流通产业的组织结构是产业经济学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人们或是根据产业组织学理论从商品流通企业的市场关系对其进行分析,或是从流通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结构及关联对其展开考察,或是在"结构、行为、绩效"框架下对其进行研究。其实,产业的组织结构涉及的层面很复杂,它与自然垄断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关联尚未引起学者们应有的关注。本文认为,依据产业经济学对自然垄断的理解或定义,流通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与自然垄断之间存在着关联,这种关联可以通过流通产业运行的内部性和外部性予以揭示,对这种关联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流通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中蕴含着自然垄断的趋势。

产业运行格局与就业结构变动

本文把产业运行格局理解为产业结构、组织和绩效所形成的特定状态、趋势及其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构成,而将其作用于就业结构变动所蕴涵的特征、趋向、过程及其机制,界定为产业运行格局与就业结构变动的机理。一国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以及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会与市场机制一起产生一种合力,从而塑造出既定的产业运行格局,而既定的产业运行格局对该时期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动存在着机理的规定性。文章在宏观层面上分析了产业运行格局变化对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就业结构变动之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一般规定性作出了说明。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厂商竞争路径

经济学对市场竞争路径的学理性分析,主要集中在价格确定、产量确定、规模经济、产业组织等方面,而对科技进步引发市场竞争路径的变化并没有足够的关注。其实,市场竞争路径变化的底蕴是科技进步,只是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竞争路径时偏好于将科技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处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可谓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科技革命,它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数据及其运用怎样影响厂商投资经营,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手段相融合会在哪些方面改变厂商竞争路径,厂商如何提高数据智能化和实现网络协同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出现行业垄断,等等。文章的基本分析观点是:厂商竞争路径变化是贯穿于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相互融合过程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对应于新科技进步和运用的不同层级;微观经济分析需要将新科技因素作为内生变量,通过分析大数据、机器学习与厂商竞争路径之间的关联,揭示厂商竞争路径变化机理以及由此引致的产业组织等问题。

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本文认为,考察人类的选择行为,应当区分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而界定理性或非理性选择,应当以主体是否进行理性思考和发挥认知为判断依据。文章在梗概比较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个体的风险态度,对个体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大数定律”解说了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

浙商行为的制度安排分析

商人的行为方式受制度约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不同区域的商人在不同时空上有着不同的行为反映。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在概要性地描述浙商行为如何受正式(显性)制度安排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供学人讨论的观点:浙商在受正式制度约束的同时,具有形构隐性制度安排的能力。文章比较了非正式制度与隐性制度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尽管对浙商精神、人文文化、历史承传等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浙商的行为方式,但它尚不是一般性的理论解说,实现一般性理论分析的可能途径之一,可考虑以制度作为分析主线。本文可视为是试图实现这种一般性分析的一种学术努力。

经济学世界中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之融合——从质疑效用最大化角度对若干理论观点的理解

人类的选择行为属性涉及到理性和非理性两大方面,但经济学家在描述理性或非理性选择时经常流露的非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思想却没有引起学人的关注;将这种思想理解为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倒是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本文试图在高度概括的理论层面上对新古典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流派有关理性与非理性选择之融合的思想痕迹予以揭示,从效用最大化角度讨论这些流派理论体系中对这种融合的失察、敏感及其暗含的思想内容,以说明人类行为中存在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的实际给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所提供的现实背景。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技术层级与规模效益变动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主要由规模效益显著的数字平台经济拉动,这一事实在标志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反映出其技术结构的不平衡。在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融合背景下,评判不同数字经济业态的技术层级和规模效益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需要对不同类型大数据的搜集、加工和处理所要求的技术层级进行分析,还需要联系企业技术层级变动对数字经济的核心层业态和应用层业态展开分析。本文在概要分析企业规模效益与企业技术层级关联的基础上,认为数字经济的规模效益由企业技术层级决定,企业技术层级变动会引致数字经济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同时本文考察了我国数字经济之技术结构不平衡的现状和成因,从数字经济运行的综合场景出发,重点讨论了企业搜集、加工和处理不同类型大数据的技术水平对提升规模效益的影响,力图依据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对企业技术层级与规模效益变动作出解释。

大数据时代厂商决策的数据智能化

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经济社会,厂商决策的动机和目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决策的依据和手段会在很大程度上受科技水平和手段的影响和制约。互联网正在给厂商决策提供运作平台,大数据正在改变厂商决策依据,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厂商决策手段,这些不争的事实要求我们说明大数据作为决策依据的科学性,要求我们解释厂商运用大数据作出决策的路径,要求我们解读厂商如何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融合进行决策。本文把厂商利用互联网和云平台、运用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手段所展开的投资经营过程,称之为厂商决策的数据智能化;文章将围绕数据智能化,分别对厂商决策的思维模式、认知过程、决策依据、决策路径、决策手段和效用期望等进行讨论,以论证厂商决策正在进入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智能化;本文关于数据智能化的专项分析,会在一定范围内涉及厂商决策的网络协同化等研究,这些分析和研究试图对大数据时代厂商决策行为作出概要性的理论解说。

人工智能经济学的思想端倪及建构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正在悄然改变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文章认为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展露出可建构人工智能经济学的思想端倪。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解释人工智能会在哪些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对厂商投资经营发生作用;厂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有效供给和预测需求,厂商在未来普遍采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投资经营选择时,社会经济实践会在多大范围内要求经济学家修正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厂商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假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果真会引发经济学革命,经济学家如何探寻人工智能经济学的建构路径等。文章拟依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对以上诸问题作出分析性描述,对有可能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人工智能经济学的建构路径展开研究,以期达到相对前卫的理论认知。

我国投资运行关联问题分析

本文认为 ,我国现阶段投资政策制定应关注的主要变量是投资流向。投资流向作为一个概念 ,是指投资资金等要素在某一时期或某一时点上的流动方向或其即将流入的区域。投资流向的走势状况决定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状况。文章指出 ,从现实的投资运行分析 ,与现阶段投资运行关联的问题有投资制度安排、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新经济趋势等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或在同一经济体制下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并且它们各自的规定性及其综合决定着投资运行的整体格局。因此 ,对这些因素与投资运行之间的某些关联进行分析 ,有助于投资政策的选择。

产业自然垄断与政府产业管制

作为政府产业管制理论基础之一的自然垄断理论,曾受到以有限理性约束为底蕴的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的批评。本文认为,这些批评在围绕政府选择行为展开的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有限理性的约束问题。针对自然垄断现象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理论,文章概要评说了自然垄断理论之于政府产业管制的理论基础,在考察自然垄断与产业管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对政府选择行为的属性问题作出了理解,并重点分析了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产业管制时所蕴含的有限理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