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尺度探讨

区域协调主要包括确定空间尺度和制定协调手段两方面内容。对于前者而言,我国虽然已经围绕四大板块制定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但仍未形成实现区域协调具体目标的适宜尺度,以“单纯促进板块之间的协调作为中国区域协调着力点”的事实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这种基于单一尺度的区域协调,是我国区域分化态势依旧严峻的原因之一。为此,本文在全面梳理区域协调发展尺度类型的基础上,结合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提出在“十四五”时期构建一个以“板块间协调构筑蓝图性指引,问题区域协调把控政策方向,城乡协调保障精准施策,城市群协调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多尺度综合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管理模式的变迁与创新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在渐进式改革并吸收国外区域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区域管理模式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以“改革开放”的提出为标志的行政区管理模式、以“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为标志的经济区域管理模式、以“五年计划变五年规划”为标志的新区域主义兴起模式和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为标志的迈向区域治理模式的阶段,这一转变过程也反映出了政府对区域一体化的认识不断深化。进入新时代后,中国面临新的变革和挑战,原有的管理模式在解决区域公共问题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区域管理迫切需要新的模式。为此,借鉴新区域主义的区域管理主张,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未来的区域管理创新,旨在形成“中央统筹,地方为主,非政府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区域治理格局。

我国废气排放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废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是我国在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滞后模型对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废气排放呈现出"高—高集聚"(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和"低—低集聚"(西部地区)的空间自相关性;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分别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影响废气排放的因素是多维而复杂的,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废气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加重空气污染程度。因此,政府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政策,各地区应协同治理环境污染;要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

区域产业转移效率研究及其对废气排放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5—2014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并将其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通过DEA-Malmquist模型对各个区域的产业转移效率从动、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运用SYS-GMM模型探讨了产业转移对废气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在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方面都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规模效率则是中部地区最高;三大区域的Malmquist生产率都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此外,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分别对废气排放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进步还能够提高产业转移过程中对废气治理的效率。

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将创新驱动力分解为R&D投入、专利授权数和科研人员数三个定量指标,进行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得到结果表明:三个定量创新因子均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推动了技术进步,实现了产业升级,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我国互联网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分析

基于国家2002年、2007年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运用投入-产出法动态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产业关联度。研究表明,从后向关联角度看,互联网产业对制造业与其自身有巨大的需求拉动作用;从前向关联角度看,互联网产业的前向推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体育和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互联网产业、住宿和餐饮业及房地产业上。因此要保证互联网产业的协调稳定发展,除处理好其外部关系外,还得处理好自身的内部关系。

新发展阶段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挑战、难点及建议

煤炭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意义重大,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实现。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提出了很多年,有些城市转型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大部分城市转型陷入困境。进入新发展阶段,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又面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煤炭市场周期波动、碳壁垒等新的挑战,同时也存在着观念转变不够、规划导向较弱和技术制约等难点。建议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

空间类分与空间选择:集聚理论的新前沿

异质性的存在是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基础,以集聚理论为核心,如何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的不均匀分布成为了该学科的研究重点。空间类分与空间选择作为集聚理论的最新前沿,从全新的视角对经济活动在空间的不均匀分布进行了解释。为了全面理解类分和选择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对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研究的文献梳理,总结归纳出空间类分和空间选择的内涵以及产生机制:空间类分以互补性和事前进入机制为主,指异质性主体的异质性区位选择;空间选择以优胜劣汰和事后进入机制为主,指较大规模的城市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将天赋(能力)较低的主体淘汰掉,最终只留下最有天赋的主体的过程。同时,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其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型框架。其次从城市构成质量、城市选择和城市生产力差异三个方面分析了类分和选择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最后分析了类分和选择对于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于提出高效率的区域政策、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异质性主体—城市”最优匹配的重要启示。

城市收入分化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生产要素空间流动的视角,在提出城市收入分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果的假说的基础上,关于2006—2013年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收入分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城市收入分化、城市间收入分化和城市内收入分化分别会提高、降低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城市收入分化对于国内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导致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而且对于小城市的影响较大;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收入分化能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于东部地区,城市收入分化的负面影响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全面准确地理解城市收入分化现象,可以为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的适时调整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持,有助于制定精准有效的区域政策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