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POC+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设计研究——以金融经济学课程设计为例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教学工作需“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该文建立MIAF-SCAP新型混合教学模式,探讨其在金融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该模式将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线上教学和翻转课堂两种教学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以学生为教学主体,教师为教学主导,建立教师与学生良性互动闭环,有效弥补线上教学“浅层学习”的不足,真正将学生积极性调动起来,实现“互联网+教学”的深度融合,为当前高等学校金融学和经济学相关专业课程构建教学范式提供参考。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

本文以CFPS家庭数据为样本,借鉴A-F多维贫困测算框架,重新估计了中国25个省份在教育、健康、医保、就业和收入等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来解释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本身隐含着对流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的自由流动和迁移,降低了个体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户籍制度影响个体多维贫困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第一,户籍身份隐含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导致教育回报率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投入。第二,劳动者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不均等,但是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影响深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逐步被削弱。第三,劳动力市场对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歧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落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更高。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户籍制度所隐含的社会分割在改革进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而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回报差距,是改善就业与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关键。

高等教育经费与城镇化: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探讨了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城镇化的推动机制,分析了高等教育与城镇化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通过知识外溢,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转移成本,进而有效地推动城镇化进程。基准回归分析验证了高等教育对加速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等教育中的普通高等教育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更明显,而成人高等教育对城镇化存在正向影响,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因而,政府在教育中的经费投入应当具有指向性、差异性,不能一概而论,精准的资金支持才能够提高教育经费投入效率。基于此,本文认为,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当更多地倾向普通高等学校,同时应积极推进成人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进程,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发展成人高等教育。

国际粮价波动诱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国际粮食价格由于受到供求、投机等因素影响，在逐渐攀升中出现剧烈波动。从整体上看来，国际粮价对我国粮价的走势虽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是有着警示作用的。显然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价格的波动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中，我们将探析国际粮价波动背后的影响因素，并定性分析国际粮价波动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启示。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准确认识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准确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挑战。本文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分析入手,从劳动力供给变化、资本效率变化、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贡献率变化和潜在增长率变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常态特征,并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情境模拟对要素投入型增长以及效率—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进行模拟和估算。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十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国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平稳运行的总体特征。

信息化是河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旅游信息化是推动旅游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力量。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要求"以信息化为途径,提高旅游服务效率"。河北省在加快旅游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旅游业发达地区仍有差距。大力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主动占领市场和技术的制高点,是河北省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巨大,因而也可能具有减贫作用。本文首次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然而,与预期不同,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也加深了多维贫困的程度,且影响逐年增大。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了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所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数字鸿沟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观察背后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导致了面临数字劣势的贫困居民失业概率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尤其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引导其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1993—2018年的中国季度数据为样本,采用MS-VAR模型,着重考察了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直接融资占比越高,金融结构的市场导向越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越大。进一步基于MSIAH(2)-VAR(2)模型和脉冲响应的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强度存在时间结构特征。特别是在金融发展的扩张期,相较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强。因此,深刻理解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对于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普及攻坚:个体决策机制与公共财政影响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我国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进一步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提高劳动力竞争力、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举措。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的教育获得模型,同时使用Logit模型和IV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着重考察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低技能就业需求的增加扭曲了家庭教育决策,不利于我国教育普及攻坚政策的实施。而公共教育投入,特别是学生资助具有重要的再分配效应,能够部分抵消教育机会成本上升或直接成本上升对家庭教育决策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而削弱这种扭曲。此外,笔者还发现,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中等职业学校在削弱就业市场不利冲击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育普及攻坚阶段,政策重点应是落实更为精准的学生资助政策、推进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以激励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避免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

公共教育投入如何促进包容性增长

基于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深入探讨公共教育投入影响居民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能够使低收入群体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更多,进而从总体上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各级各类公共教育投入都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但是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不同,其中:基础教育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社会分配,特别是加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助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高等教育投资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推进创新发展的方式,更有效地提高个体收入,促进经济增长。

互联网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2016数据的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着重探讨了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及其微观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家庭落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同时能够有效缓解家庭的贫困程度。具体说来,互联网拓宽了个体信息获取的渠道,强化了个体的社交网络,有助于个体获得更多信息和商机,对个体获得就业机会或是创业都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互联网还缩短了个体与金融服务的距离,有利于缓解个体面临的金融束缚,促进贫困家庭生产经营与增收。此外,互联网+教育有助于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提升教育的效率与公平。

区块链技术对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影响

区块链在记账技术方面实现了重大创新,从根本上影响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方向。本文从改变工商会计数据基础、重新界定数据资产权益、金融中介服务去中心化以及大规模开发应用微观数据等几个角度探讨了区块链技术重大突破对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为了适应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核算应在改变机构单位和基层单位的划分方法、扩展数据生产边界、拓展数据资产核算范围、完善金融产出和金融资产处理方法、加强跨境经济活动核算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创新。

男性育儿参与、家庭传统文化观念与女性劳动供给

本文从男性参与育儿视角,在中国特色的家庭传统文化背景下,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了男性育儿参与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男性育儿参与显著提高女性劳动供给和收入水平,且没有显著降低男性自身劳动供给。家庭传统文化观念会弱化男性育儿参与对女性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对于高育龄女性、低学历女性以及大家庭中的女性尤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社区幼儿照护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男性照料决策,有利于缓解夫妻双方的育儿压力,是对家庭照料的重要补充。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促进劳动力市场良性发展,缓解生育政策与退休政策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个人所得税与基尼系数的动态关系及其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36个国家2010年的横截面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个人所得税与基尼系数存在着相关关系,即个人所得税越高,社会公平程度越高。并利用美国、英国、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等典型转型国家的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面板模型,稳健性检验表明:无论是转型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杠杆。在中国经济改革中虽然实行了利改税,但是税收负担依然落在企业头上,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依然微不足道,因此缺少了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产业结构的行业关联度研究——以服务业为分析视角

服务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突破口,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使用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行业关联度分析工具,对中国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和就业效应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服务业发展的方向是从传统服务业转向现代服务业,从劳动力密集转向资本密集,现代服务业还未发展完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本文由此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本文将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政策变量纳入实证模型进行评估,着重分析了财政教育支出通过改善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缩小不同家庭背景的子代在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上的差异,进而改善代际流动性。基准分析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层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进而削弱了子代初始禀赋不均等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提高了代际流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相对贫困的家庭能够从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有助于改善收入的不均等状况。此外,本文还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只有超过门限值后才会促进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降低子代教育获得对父母经济地位的依赖程度,增强代际流动性。因此,加大教育薄弱地区以及贫困家庭的财政教育支持力度是政府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社会流动性的重要手段。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

数字金融的强势崛起推动了消费方式的巨大变革。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所推动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本文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在短期内对城市居民消费,特别是与生活相关的基础型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数字金融发展驱动居民消费的可能机制:一是数字金融便利了居民的支付,加速了居民的消费决策,进而促进消费增长;二是数字金融通过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释放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增长。

公共教育投入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差异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公共教育投入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公共教育投入改善个体教育获得主要通过提升教育预期收益、改善个体教育预期以及增加教育供给三种路径来实现。具体而言,公共教育投入改善了各个收入阶层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且在现行教育政策下,教育部门能够在改善教育预期、扩大教育供给等诸多方面有效干预个体的教育决策。

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机理与启示——疫情发生之后的思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个人就业决策的影响。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特别是受雇型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创业者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进一步实证考察了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源以及金融资源禀赋等多个具体维度下数字经济对个人就业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红利偏向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并且有助于缓解个体创业的借贷约束以及社会关系资源不足的制约,能够显著促进他们的就业决策。结合疫情发生之后的数字经济表现,我们认为,当前应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深刻认识疫情发生对我国就业市场的长期影响,及时补上数字经济相关就业市场短板,充分总结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的创新经验,因势利导做好当前稳就业促发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