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来自1685年至1820年清代各直省摊丁入亩的历史证据

本文利用摊丁入亩的地区差别及时间先后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从平均意义上来说,推行摊丁入亩导致地方政府起运银占比下降。在添加摊丁入亩与耗羡归公交互项的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进一步发现了摊丁入亩对起运银占比作用的渠道。摊丁入亩不过是简化中央对地方税赋监管的程序以及节省地方政府税收征收上的机会成本,而摊丁入亩基础上的耗羡归公改革则增强地方政府在税收征收上的激励。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摊丁入亩之后的税收征收成本的节省以及耗羡归公给予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最终强化了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自主权。

分税种分成体制是否有利于抑制财政扩张?——来自2005至2014年江苏及浙江两省所辖县(市)的证据

该文利用2005至2014年间江苏浙江两省的省以下政府间税收收入分成体制的变动作为识别税收收入分成体制与政府间财政激励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从平均意义上来说,从总额分成体制转向分税种分成体制,导致县(市)政府本级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下降了1.712%至2.159%;第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分税种分成体制导致县(市)政府本级财政赤字与GDP之比的更大幅度的下降;第三,在财政赤字与GDP保持近似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分税种分成体制对县(市)政府财政扩张冲动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应该基于分税制原则,通过分税种分成体制建设来进一步完善省以下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体制。

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的影响研究——来自资产证券化重启的拟实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2年信贷资产证券化重启构建双重差分回归模型,从实证上探讨信贷资产证券化如何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基于2009-2018年79家城市商业银行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及资产质量产生了正向的因果效应,并且为城市商业银行实现监管套利提供了可能。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因果效应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因此,在利用信贷资产证券化为城市商业银行战略性转型创造机遇的同时,既需要利用信贷资产证券化工具促进城市商业银行腾规模、调结构以及提升资产质量,又需要加强监管以避免信贷资产证券化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

居民情绪变化与经济波动关系研究——来自我国40个城市居民储蓄状况调查的证据

相关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外生于基本经济层面的居民情绪会导致经济波动。然而,实证过程中却很难观察到居民情绪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证据。本文基于1999-2007年我国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储蓄状况调查的证据,从实证上分析居民情绪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利用利率满意指标、选择倾向性指标以及实际收入预期指标作为地区层面加总的居民信心以及乐观情绪的测度,并且利用对数化的GDP以及人均GDP测度地区层面的经济波动,结果表明,居民情绪变化与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税收分成体制与财政扩张的关系研究——来自东北三省所辖县(市)的证据

本文利用东北三省从分税种分成转向总额分成的时间先后以及总额分成体制的地区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财政体制转变与县（市）政府财政扩张倾向之间的关系。基准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总额分成体制对县（市）财政扩张产生了正向的激励。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总额分成体制的政策效应并不存在显著的时间趋势。

城市化背景下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该文实证分析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种因素。首先利用各地区住房成本数据对由于居住成本的区域差异对实际收入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整,然后采用2001年至2013年我国各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当前偏向于城镇居民的财政支出结构倾向于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考虑到地区差异,该文进一步针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变化的相关因素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土地财政、城镇化因素对房价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1999-2014年各省房价的面板数据

当前一二线城市房价的普遍快速上涨引起普遍关注。本文选取了全国31个省份1999-2014年商品房平均实际销售价格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激励以及城镇化水平与房价上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此外,诸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口增长率等基本经济因素对房价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过,关于全国范围内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可能掩盖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分地区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西部以外地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激励对房价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在西部以外地区,城镇化水平对于房价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如何测度预算软约束?——来自1998至2014年我国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净补助的证据

预算软约束源自动态承诺的不一致性,然而,实证中并不容易观察到预算软约束的证据。本文利用省级政府上一年所获得的中央政府的净补助收入作为其当年通过中央政府净补助弥补本级财政赤字的预期,由于当年来自中央政府的净补助仍然包括诸多不确定的部分,这一预期可以测度省级政府财政层面的预算软约束。研究发现,省级政府具有显著的财政赤字激励,凸显其预算软约束。考虑到地区之间针对中央政府净补助的竞争以及地区差异可能影响省级政府对来自中央政府净补助收入的预期,本文分别进行工具变量回归以及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即使考虑省级政府在中央政府净补助上的温和竞争以及中央政府净补助支出的地区差异,仍然能够观察到省级政府财政上的预算软约束。

唐代两税法的经济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唐代两税法明晰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权利与义务,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了中央的税收立法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更为明确,为中央获取定额化税赋收入提供了保障。二是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实行了财政分权。本文利用天宝十二年(753)和元和三年(808)137个州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唐代两税法的经济效果,以各州人口数量作为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以割据藩镇和被撤藩镇两个对照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通过安慰剂检验进一步剔除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前定因素,结果表明:两税法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效果。中央的税收立法权和地方相对独立的财政自主权是两税法产生正向经济效果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