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正》的内容和时代

《夏小正》是《大戴礼记》的一篇。据《汉书》的《儒林传》说,《大戴礼记》属于儒家的礼书。可是,由于它的内容驳杂,有些篇章的性质同礼学根本无关,如《帝系姓》、《五帝德》属于史学,《保傅》篇属于教育,《夏小正》属于时则,因之,它一向不被儒家当作正宗的礼书;尽管它在两汉曾被列于学官,当时传承和研治的人就很少,长期也无人为之作注。它在这些方面,比之《小戴礼记》要逊色得多。《夏小正》有单行本,由于“文句简奥”,注释者不乏其人,可是至今迄无定本。

论包山楚简之历

荆门包山楚墓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在其二号墓中,发现了278支带字的竹简,大多记有月、日而没有年份;年月日俱全的共有39支,七个年份,都是以事纪年,以专名纪月。在《包山楚墓》一书的“附录”部分,刊载了两篇探讨这些简历的论文,作者都认为,这些纪年都是史事发生的翌年,论断这七个年份是公元前322年至316年。这些专名的月序,参照云梦秦简《日出》的“秦楚月名对照表”,也安排得不错。至于把简历的年始说成“冬夕建丑”。

论楚国之历

楚国用行什么历法,西周以前,毫无资料可供探索,只好付之缺如。春秋、战国时期,虽说有些文献资料,而前人绝少论及,比之鲁历和晋历,真有天壤之别。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召伯其人及其家世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艹发)。”这是《诗经》中歌颂召伯的诗句。在“国风”的160篇诗歌中,“召伯”一词,仅此一见,是个孤证。召伯是谁?史无明文。汉儒都认为召伯就是召公。《诗序》云;“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于召公。”《史记·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作《甘棠》之诗。”郑氏《笺》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此美其为伯之功,故言,‘伯’也。”意谓先为召伯,后晋为召公,这一说法,千古没有异辞,揆诸铜器的铭辞,却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一、从梁山七器谈起前清道·咸年间,在山东寿张县的梁山(今属梁山县),出土了七件铜器,它们的铭辞是;

论“康宫”

西周的彝铭中有个“康宫”,它的确切含意是什么,学者们争论了三十来年也没有弄清,搁置至今,还是个悬案。本来,铭有“康宫”的铜器,数量并不算多;可是,由它间接联系的铜器,却为数不少,而且有的铭辞颇为重要。如果能够给以正确的解释,对于利用彝铭以研究西周的历史,是会有些裨益的。

周公东征概述

史籍中关于周公东征的记载,非常简略,读后不得要领。我在用近代历术推断了克商之年①以后,又用有关的彝铭和文献,对其史实,进行探讨,大体上了解到这一战役的轮廓。事实说明,如果只有王世的断代而不能确定其年代,要想把彝铭的记事当做史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旦查清了年代,就可用铭文的内容,弥补文献之不足。现将管见,呈诸同好指正。

屈原的生年和诞辰

屈原的生年和生日,不见于史籍,但他本人曾经自述过:“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千年来,人们对于这两句话,只作抽象的词义注释,而无人进行历术推算,所以长期成为悬案。从清朝咸同至今,学者们偶尔有人推算、有人猜测,也有人查对,已经有了八九种说法,莫衷一是。其中,有的只谈年月,而不问年岁是否摄提格和月内是否有庚寅;有的照顾到正月有庚寅,同样不理会是否摄提格岁。对于这两类说法,我们不予考虑,只讨论兼顾岁名和日辰的说法。

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

我于去年春以短文发表了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五星占》①的个人意见②。陈久金同志坚持《五星占》是天象实录的观点。下面我再就有关的若干问题,分别说明个人的意见。 (一)“岁星纪年是十二岁一周”么? 任何学术讨论,都必须遵循概念准确的逻辑准则,否则就会脱离实际,流为空谈。陈久金同志把历学的“岁星纪年”和天学的岁星公转周期划分得不够清楚,又将时间方面的“十二岁小周”

金文对号法述评

三十年代初,史学家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要求:化彝铭为史料.为了满足这一要求,首先必须解决纪时铜器的年代问题.围绕这个任务,出现了两派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派为金文对号法,另一派为铜器断代法——这两种名称都不是倡导者自己命名的,而是读者的说法.笔者在总结了两派五十多年的经验后,关于断代法的得失,已经发表了初步意见.

西周的年代问题

一、形势、任务和方法西周年代研究的要点,一是王世的年代,即从武王克商至厉王诸王在位起止的绝对年代(公元前几年至几年);二是铜器的年代,在当前说,就是铭有年、月、周、日的五十余器的绝对年代。这两种年代研究的现状,大体上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西周王世的年代,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见到有六种完整的方案。内容如下表:

历术推步简述

清人汪赵棻曰:“读书而考及月、日干支,小事也,然亦难事也。其事本小而为之则难:不知推步者欲为之而不能为;知推步者能为之而不屑为也。”他所讲的,下一段反映了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至今还是这样;上一句的判断,未免有点绝对化了。例如武王伐纣的年月日辰,关系到西周积年和我国编年史的起点,能说是小事吗!至于推算的难易,则是一个认识过程,当我们未曾接触它,尚未认识它时,那些岁、年、气、朔似乎都是些神秘的事物;可是,一旦深入进去,了解了它的发展历史,发现了它的规律,掌握了它的推算技术,则坐致气朔,

干支纪年史的探讨

我国用行的纪年方式,一向是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并行。1950年废除了年号纪年,而代之以公历纪年:干支纪年,则随着农历而被保留下来。可是,干支纪年的来历,至今还是若明若暗,不时有异说出现。本文就其萌芽、发展、过渡到定型的过程,予以概括的叙述。

帝乙、帝辛纪年和征夷方的年代

1989年9月在安阳召开的”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收到的论文充分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殷商文化研究的新水平,要在短期内出版论文集是极为困难的。经协商与编选,《中原文物》出专辑,其余的论文由《史学月刊》和《殷都学刊》刊出,本栏内所载文章即是由我刊负责发表的。

评《保卣铭新释》的人物考释——兼论金文的有关语词

周初《保卣》的铭辞,虽只有五十四字,但所记的史事却不易理解,理解之难在于人物的考释。铭辞中的“保”,郭沫若、陈梦家、黄盛璋诸先生都释为太保即召公,蒋大沂先生释为《令彝》中的明保,即鲁公伯禽:制器的人,郭氏以为是太保的下属,其他几位都以为就是保。这些论断,都值得商榷。

“仲康日食”辨伪

《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记载的六月甲戌朔日食，后被认为是夏仲康时发生的日食，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此乃刘歆伪造。刘歆只说是发生在夏代，到梅臣责时才被定为仲康日食。

西周年代学刍议

西周王朝,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只有世系而缺乏年代;这二百来年的历史空白,一向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宋、元时的学者,为了填补这一段空白,在缺乏资料依据的条件下,曾经主观地编制过一些西周的纪年体系。经过铜器纪时的检验证明,这些所谓纪年体系,都不符合西周的历史实际。

试论帝乙、帝辛纪年

关于殷商一代的史料,春秋时期的孔子,已经有文献不足之感;《史记》著录而传世的文献,只有殷王世系的记载而缺乏诸王的在位年数。宋、明的学者,在所编制的殷商纪年的方案中,关于末代二王的在位年数,有以下几种说法:

《春秋》“日食”研究的新发现

(上)《春秋》一书,记载了三十六次的“日有食之”,成为世界天文学史上珍贵的文献资料。古今学者中,对于这一资料进行研究、考释的,不乏其人,研究的成果也是得失互见,大致是今人胜过古人。汉儒泥古不化而又强辞夺理,对于其中纪时的阙文,他们虽说不知推步,却胆敢放言。

《十月之交》的年代问题

《小雅·十月之交》(以下简称《十月》)是一篇政治诗,作者藉当时连续发生的古人认为灾异的自然现象,谴责周室的政治黑暗,控诉自己的困苦。“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的辞句,提供了作品的时代。汉儒注诗,毛亨说是幽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