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环境中农药残留比例型荧光传感系统研究

为监测农业环境中有机磷农药的残留,从种养源头管控农产品安全,基于锆离子和1,2,4,5-四(4-羧苯基)苯(H4TCPB)合成了蓝色荧光金属有机框架材料(MOFs)ZrTCPB,并与红色荧光量子点QDs组装成双荧光QDs@MOFs复合物,基于ZrTCPB对有机磷农药特异性荧光淬灭效应,构建比例型荧光化学传感器系统,实现了有机磷农药的快速、灵敏、可视化检测。甲基对硫磷与对硫磷的检测限(LOD)分别为1.9μg/L和4.9μg/L,线性检测范围为0.005~2 mg/L。研究表明,该荧光分析法能有效用于农业环境水样中甲基对硫磷及对硫磷的现场快速测定,甲基对硫磷回收率为93.23%~116.46%,平均相对标准偏差(RSD)为5.29%,对硫磷回收率为92.52%~107.83%,平均RSD为5.74%。该方法在环境样品农药残留快速监测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环境样品中溴嘧氯草醚残留及其在土壤中降解特性的研究

建立了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LC-MS/MS)测定土壤、沉积物和水中溴嘧氯草醚残留量的方法,研究了溴嘧氯草醚在3种不同类型土壤中的降解特性。样品经乙腈提取后,以C_(18)固相萃取柱净化,采用梯度洗脱程序、BEH C_(18)色谱分离柱、应用UPLC-MS/MS多反应监测模式测定溴嘧氯草醚。对0.005、0.05和2.0 mg/kg添加浓度样品进行回收实验,溴嘧氯草醚在土壤、沉积物和水中的平均回收率为87%~106%,变异系数为2.8%~8.0%。溴嘧氯草醚在0.5~20μg/L浓度范围内相关系数R^2>0.9999,溴嘧氯草醚在土壤(沉积物)和水中的定量限分别为0.2μg/kg和0.2μg/L。应用建立的溴嘧氯草醚残留分析方法检测了土壤降解样品,结果表明,溴嘧氯草醚在3种不同土壤中好氧降解的半衰期为1.72~28.2 d,厌氧降解的半衰期为2.93~31.4 d;在同一种土壤样品中,好氧条件下溴嘧氯草醚降解快于厌氧条件;土壤中溴嘧氯草醚降解的快慢与土壤的pH值、阳离子交换量和土壤质地有关。

氨唑草酮的水解、挥发及其在水-沉积物系统中的降解特性

为评价氨唑草酮的环境安全性,参照国家标准GB/T 31270—2014的要求,采用室内模拟法研究了氨唑草酮在不同温度和不同pH值缓冲溶液中的水解特性、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挥发特性,以及在2种水-沉积物系统中的降解特性。结果表明:氨唑草酮在25℃时,在pH值为4或7的缓冲液中水解半衰期均长于365 d,在pH值为9的缓冲液中水解半衰期为90.0 d,属于难水解至中等水解农药。在20~25℃、气体流速500 mL·min-1的条件下,氨唑草酮在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挥发率均小于1%,属于难挥发农药。氨唑草酮在湖泊(杭州西湖)水-沉积物系统和河流(京杭大运河)水-沉积物系统中的降解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好氧降解半衰期分别为408 d和630 d,厌氧降解半衰期分别为248 d和990 d,在水-沉积物系统中属于难降解农药。

基于DNA G-四链体的农兽药残留与重金属离子快速检测研究进展

DNA的结构具有多样性,除经典的双螺旋结构外,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和组装获得了更为多样的DNA结构类型,如三螺旋结构、发夹结构、i-motif结构、G-四链体等非传统结构。这些特殊结构具有一定的功能,例如,G-四链体可与氯高铁血红素结合形成具有辣根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复合物,也可增强某些染料分子的荧光强度。此外,G-四链体的形成与稳定性可控、可设计,是构建化学生物传感的良好材料。以一些典型的研究工作为例,本文对近年来G-四链体在农产品中农兽药残留及重金属离子快速检测中的应用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中晚唐藩镇体制下的西南边疆经略——以唐与南诏的关系为中心

在藩镇体制下的中晚唐时期,西南边镇在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南诸边镇拥有一定的人事、行政、财税和军事的自主权,节度使往往拥有调动这些资源的能力。这些边镇为唐朝维护西南边疆的稳定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同时,在对西南藩镇进行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中央的决策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藩镇体制对唐朝西南边疆经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藩镇体制在西南边疆的运作大体是有效率的,且有效保证了唐朝西南边疆的稳定。另一方面,唐朝中央与其地方藩镇之间的博弈加剧了唐西南边疆的复杂性,也影响了其经略西南边疆的效果。

三国后期晋、吴交州争夺战评析

晋、吴交州争夺战是三国后期的重要战役之一。自东汉末年以来,交州经济社会获得较大发展,但孙吴统治交州较为苛暴,这是交州战端开启的直接原因;曹魏(西晋)攻灭蜀汉使得其便于直接插手交州事务,这是交州战事扩大的重要原因。这场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交州自保、魏(晋)介入、孙吴反攻三个阶段。参战晋军中蜀汉降臣及南中大姓及其部曲占据主要地位,交州本土叛军反而屈居其次。这场战争显著增强了巴蜀、南中地区乃至交州地区大族和平民对于西晋政权的认同感,间接增强了西晋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蜀汉降臣和南中大姓的政治、军事实力,客观上使得西晋对南中地区的掌控力增强,推动了宁州的设立,对交州地区的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