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异景观——“李白文化现象”阐释

李白其人其诗 ,特别是内容丰富、历时久远的李白故事传说 ,它们广泛持久的流播、衍绎和再塑 ,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李白文化现象”。李白其人其诗的超常奇异性、盛唐时代的精神氛围和传统的士文化社会心态 ,成为这一现象的生成机制 ;“三型李白论”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透析思路。求解这一文化现象 ,不仅对李白研究有拓展和深化的作用 。

屈原李白之异论纲

长期以来,学人对屈原李白多论述其同,然而从比较文学角度而言,更应注意其相异之处。论文从思想人格、创作特征、接受传播三方面简论屈原李白之异,认为屈原李白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成为具有不同意蕴的文化符号,而时代先后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巨大变化以及二人出自禀赋个性气质的不同,是形成其差异的主要原因。

诗酒风流各不同——陶渊明、李白文化类型多维比较

陶渊明和李白最大之异是人生道路、价值取向和精神归宿的不同。陶从容坚定地选择了归隐之路,超然高蹈;李则一生痴迷在“功成身退”的美梦之中不得解脱。陶力保心性之真,平和淡远;李展现情感之真,任情而为。陶饮酒为闲雅品味,李饮酒是豪情畅怀;作为诗性文化符号,陶主要是“隐士诗人”的代表,李白则是具有多重文化内涵的自由浪漫、傲视权贵、诗酒酣畅、天赋才华的诗人典型。他们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这一个”。

萧条异代 接武前贤——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

《文心雕龙·辩骚》在论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时指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在南北朝以后的各时代中,从屈原及其作品中汲取营养者代不乏人,中唐的刘禹锡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无论是从其内在精神或是就其辞章文采来看,刘禹锡都从屈原及其作品中受到了巨大启迪与影响,他是屈原精神及其文学传统的最好继承者。

真放与旷达——李白苏轼人生态度和诗风比较

李白和苏轼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是个性气质、人生态度等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诗风之异。同时从“士文化”的角度而言,李白、苏轼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是不同的士文化符号,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类型。李白和苏轼,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这一个”,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的真放的李白和旷达的苏轼。

论李白之“气”

李白之“气”,充沛饱满、丰富多彩,但如果从最具个性色彩和最具影响力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这就是才气、酒气、仙气和傲气,李白就是这充沛四气完美融合的凝聚体。“四气”各有特色,并具共性,共同展示了李白文化精神的主导方面:天赋才华、高标自我的自信精神;潇洒不羁、超尘绝俗的自由精神;卓然特立、傲视权贵的人格精神;率真任情、淋漓酣畅的诗酒精神,这就是一个具有异相特质的李白,一个融汇了先天超人和个性气质、精神风貌特异性的李白。由此,李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一个”。从文化背景看,李白的“四气”,鲜明标示出中国古代文化独特的内涵以及中国诗酒文化和士人精神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定位后的教改设想——简谈大学语文的改革

大学语文教材必须是一门以语言文字知识和语言文学知识为主体、兼及其他相关知识的教材,不应是专家学者们纵论自己学术专长的讲稿论文。如果将大学语文开设成学术性极强的人文专题课,难免脱离那些非中文专业低年级学生的实际需求。

论李白诗歌的人性特质

分析了李白诗歌对主体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认为李白诗歌将人性予以诗意化的表现,并着力揭示人性的重要特质,其作品在内容上体现了对自我意识的高度揄扬,对社会责任感的深切体会,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展现了人性特质的丰富性、极致性和美感性,而这正是李白诗歌千年传诵、历久弥新的巨大魅力所在。

大鹏:从哲学意象到文学自我——庄子、李白文化符号类型比较

庄子和李白的世界观与处世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庄子展现的是一个愤世、超世的逃尘隐士形象,李白则是一位恋世、入世的社会角色;庄子以哲学的思辩表现自我,李白以文学的形象突出自我;庄子是极端超俗精神的代表,李白则是多种文化精神的整合;庄子的浪漫有着浓厚的荒诞虚无、汪洋恣肆的原创性色彩,李白的浪漫则表现为豪情奇想、朗丽清新的继发性特征。庄子为中国士人昭示了一条与现实的决裂之路,李白则为中国士人提供了一种理想人格类型。庄子与李白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这一个”。

历史原型李白论

呈现在今人面前的李白 ,并非一个历史本真的李白。从研究者的角度看 ,有必要寻觅出历史原型李白。作为社会角色 ,历史原型李白是一位鲜明的志士型和诗人型的历史人物 ,而超常的奇异性则是其独特的个案特征。当然 ,历史原型李白也有其从俗性的一面。研究历史原型李白对于研究“李白文化现象”

人性诗化表现的魅力——李白诗歌的人性展示和艺术特色

李白以其辉煌的诗篇,将人性予以诗化的表现,这是一种全面丰富、本真自然、极致酣畅、艺术美感的展示。正是这种人性诗化的特征,使得李白及其诗歌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不同层次的接受对象中,获得了广泛的激赏与共鸣,使受众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宣泄或补偿,这便是李白诗歌经久弥新、魅力不朽的根本原因。

品鉴山水与我化自然——“二谢”和李白文化比较

“二谢”作为山水诗的开创者功不可没,他们的山水诗尚处于主体对客体观照品鉴的层面,总体说来,他们的山水诗是一幅幅写实的静态图画,风貌较为单一;李白的山水诗倾注着主体的生命,是主体与客体亲拥的产物,涂抹着浓烈的感情色彩,展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无论那种风貌,都是李白自我的展现,自然被主体化了,这就是李白“我化自然”的山水诗,也是李白对中国山水诗的新贡献。

简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文化意义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在我国古代李白再塑史上,是一篇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李白传说故事之大成的力作;小说集中展现了李白超常的才华、酷爱自由的个性、蔑视权势小人的傲骨和淋漓酣畅的诗酒精神,同时,小说也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展现了一个关心时政、为民做主具有鉴识的李白,这是一个明人理想中的李白,在李白再塑史上具有新意;从整个李白再塑史来考察,小说基本上对李白形象的再塑起到大体定型的作用,此后的李白形象的塑造,虽每个时代不乏自己的时代印痕,但总的来看,已趋向一致,没有更多突破性的出新;小说对李白的再塑,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均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人们对李白的解读,透露了明代人解读的特定文化背景和内蕴。

执着与通变——屈原、苏轼文化范型辨异

对屈原和苏轼的比较研究,与其着眼于同,不如重视其异。特别是从士文化类型的角度看,研究其异,更有意义。这是因为:屈原、苏轼虽同为士人,但无论是思想特征、个性气质、处世态度和方式,还是文学创作的内涵和风格,均有很大的不同。屈原和苏轼分别是不同类型“的士”,他们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独具特色、不可更替“的这一个”;同时,他们所显示的不同的人生遭际、昭示的不同的人生道路、给后人提供的不同的士人范型,都有着深刻的文化蕴含。

解读李白之“奇”

“奇”为李白之特质,具体表现在其生死、家世、才华、气质、个性、志向、爱好、经历、行为、诗文诸方面。李白之“奇”,既源于其人之本真,也有其笔下自我之夸饰,但更多是他人在此基础上的加工衍绎。“奇”,展示出李白突出的个体特征,体现了鲜明的“李白文化精神”。李白之“奇”,充分表现了人性的美好需求,满足了人们好奇夸异的心态。就文化背景看,在以权力为中心、皇权至上的专制时代,李白之“奇”更具反叛性的积极意义。李白之“奇”是新奇,奇得明白自然,既超乎想象,又合情合理,奇而不怪。李白之“奇”,既是盛唐时代精神最生动的体现,也是盛唐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

“诗仙”“诗鬼”辨异——李白与李贺诗性文化范型比较

李白与李贺虽然同为浪漫主义诗雄,其实却有鲜明的差异性,这主要表现于诗心之别、诗境之别、诗法之别、诗体之别。从诗性文化范型角度来看,“诗仙”及其“太白体”与“诗鬼”及其“长吉体”话语系统抟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意义。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来看,李白之诗充分满足了人性之情感极度舒张的精神需要,李贺之诗则完全切合了人类之极度好奇求异的心理特征。

正确评价李清照的《词论》

李清照的论词专文——《词论》是词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历来对它基本持否定态度.前人认为她"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而今天的研究者则从词学发展的角度着眼,认为其词学观是"保守的","她说词的理论却大部分应当批判",《词论》"限制了她的创作成就","阻碍了词的发展".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学术界对《词论》的研究,往往缺乏辩证的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近些年来,对李清照及其《词论》的研究仍然缺乏持平之论.而正确评价李清照的《词论》,不仅对于认识这篇文章本身,而且对于评价其创作得失,乃至如何看待词这种特定文学形式的发展、词坛上革新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