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文化重构——万载得胜鼓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万载得胜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优秀民俗文化与艺术形式的结合,其历史悠久、演奏风格大气磅礴、振奋人心,集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于一体。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万载得胜鼓面临着元素固化、代际断裂和乡土变迁的危机,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对万载得胜鼓的聚焦,实则是对精神文化的探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我们应当坚持“见物见人见生活”三维有机统一,重视曲目的创新和传承人的延续,积极扩宽传播路径和推动产业化发展。

“新乡贤”组织与“双轨政治”重构——基于闽西B村的个案研究

费孝通的“双轨政治”是观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基础性视角。闽西B村“新乡贤”参与村治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新乡贤”组织的建立使“中介人”治理和协商治理成为可能,而“中介人”治理和协商治理是新“双轨政治”形成的关键。新“双轨政治”的核心要义不是让国家退出乡村,也不是重回“乡绅自治”时代,而是要实现国家与乡村之间有效对接。

人口流动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化

大量的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未能实现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相反,却导致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分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走西方式的城市化道路,在扫清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障碍的同时,可选择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即农村的城镇化与城市的城市化两条腿走的道路。人口流动是解读中国城市化与农村社会分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的钥匙。

何朝银:效率、公平与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当前,重点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解决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土地问题,关键在于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关键在于在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同时,发展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通过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革命中的差序格局——以土改时期的义序为例

1949年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历经多次巨变,这必然导致"差序格局"的演变。首先,革命改变了"差序格局"的运行机制:宗族的瓦解破坏了它的物质载体;阶级斗争破坏了它的伸缩性。其次,革命中"亲不亲"的判别是复杂的,它不是在"阶级亲"与"血缘亲"中作单选,可能是多选或不选。再次,革命中"公"与"私"关系相对清晰化。因为宗族的瓦解意味着"国家"与"家庭(个体)"之间直接对话,因此,群已、公私不再那么模糊。最后,革命并未将"差序格局"规则彻底摧毁。于老农来说,"亲不亲,阶级分"逻辑是被逼的,老农很难主动服膺"阶级原则"的;相反,"血缘亲""自家人"的逻辑影响着"阶级人"的思维与行动。所谓的"天下穷人是一家"是"自家人"的逻辑的延伸,是"阶级关系"的"拟血缘化"。

2TPR&2TPS并联机器人结构参数辨识

并联机器人末端位姿精度对其工作性能影响较大,建立有效的标定算法是提高机器人位姿精度的重要保证。本文以一种2TPR&2TPS并联机构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机器人进行运动学分析,采用全微分法得出机器人的误差模型,根据该模型得出机器人结构参数误差与末端位姿误差的量化关系,以及各误差项误差变动对末端位姿误差的影响规律;接着,建立参数辨识模型和标定效果评价函数,验证了参数辨识模型的有效性,再用该模型辨识机器人的结构参数误差;最后,修正运动学模型完成了机器人的误差标定。实验结果显示,标定后机器人的平均位置精度提升68.62%,距离误差均值由7.710 mm降至2.350 mm,精度提升69.52%,实验结果证明本文的标定算法有效。

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表演性倾向

我国当代青年文化出现于改革开放后 ,2 0多年来 ,青年文化的社会参与性不断弱化 ,其表演性呈增强的趋势。这种变化对社会和青年个体 (群体 )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确处理好主流文化的引导性与青年文化的创造性之间的关系 ,是青年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致或偏离:阶级理论与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以江西石城为例

本文选择了宗族较发达的江西石城为个案,以乡、村两级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标准、土改理由与中共的阶级理论之间关系。至于阶级划分标准,中共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及其使用关系;土改一般是以乡或村为单位,乡、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地区差异较大,基层的阶级划分标准与中共的或一致或偏离。总体而言,基层遵循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只是一些"无地主或富农"的村庄出现了"拔高"阶级成份现象。面对"偏离"时,往往是"客观性现实"服从"表述性现实",出现了划分标准的政治化、主观化。至于土改理由,中共认为是"两极分化严重";而在基层,"有(大)地主"、"无地主"状况均可能存在。如江西石城"土地分散",中共要面对无"阶级敌人"可斗的尴尬,但却有大量公产的存在。基于中共关于公产的阶级剥削性的理论解释,基层土改将大量公产纳入到"地主、富农"统计。这不仅修正了基层乡村"无地主"的结论,而且使革命顺利进行。

中国医疗卫生改革:加强政府责任与引入市场机制

官方调查表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其“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医疗卫生的商业化、市场化。对此,政府及相关研究机构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笔者认为“不成功”是事实,但“不成功”的原因不能简单归于“市场化”,而恰恰是政府责任的缺失与市场的扭曲,而市场的扭曲并不等于“市场化”。市场的扭曲源于政府职能不到位。对于未来的医疗改革并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完全由政府主导,也不是“一卖了之”,而是在加强政府责任的同时,促进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改革不是强化政府弱化市场,而是通过完善政府职能来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

“差序格局”的本意与延展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针对当时的＂私论＂提出了＂差序格局＂,旨在说明中国人的＂私＂是相对的,这是当年费老提出它的＂问题意识＂。自社会学恢复以来,后人大量借用它来研究中国社会现象,并延展出＂资源论＂＂等级论＂等。至2000年中后期,学界对这些延展理论进行了批评与反批评。此后,有关＂差序格局＂的＂本意＂是什么,怎样延展的问题促使学界不断对其再认识,如沈毅的＂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张江华的＂差序格局的普遍性＂等。这些＂延展＂理论与费老当初提出＂差序格局＂时的＂本意＂有一定距离。然而,＂差序格局＂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费老不可能穷尽对它的认识。这就决定了后人对它的＂延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苏区宗族组织与苏维埃革命:基于阶级斗争的视角

有关土地革命与苏区宗族组织之间关系,学者们不仅注意到宗族阻碍革命的消极作用,而且也注意到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面对苏区存在革命对宗族组织的让步、妥协等现象时,有学者试图从非阶级或非阶级斗争角度来理解。然而,离开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研究革命对宗族组织的改造,有可能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可以从阶级斗争视角来探讨革命与宗族的关系,并从目标与过程的辩证关系角度来进行分析:从目标指向上看,革命对宗族组织的改造是明确的,即宗族是封建组织,打击它是绝对的;从具体的过程上看,面对强大敌人时,为了获得更多群众理解和支持,对宗族组织的改造或作出一定妥协,或利用宗族为其服务。

网络教学之哲学审思

网络教学的创新不仅在于采用网络技术的形式,而且还表现于能提高教学效果的内容,是二者的有机统一。网络教学不应过分强调学生的中心地位,而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应互为主体。在网络教学中,应重视网络技术与人文关怀的相结合。此外,网络教学应与传统教学相结合,实现二者的优质"整合",取长补短,创建一种综合性的教学模式。

中国人的“自私”问题:从自我主义到唯我式的个人主义

传统思想上,中国人的“私”是“群己”的问题,且“公”与“私”是相对的,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有“自私”倾向,不“克己”,就可能会走向“唯我式的个人主义”。中国人“自私”问题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集体化时期,传统共同体被破坏,这为“唯我式的个人主义”浮现创造了条件,但并未发展到“唯我式的个人主义”,而是走向“革命式集体主义”。改革开放后,“小我”从国家“大我”中解脱出来,同时,市场既肯定“小我”价值的正当性,又激发“小我”的发展。在法律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的情况下,市场中“私欲”无限扩大的“小我”就会走向极端,从而演变成了“唯我式的个人主义”。

流寓民的差别性户籍制度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基于人口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分析

人口迁徙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动力之一,常受到历代户籍制度的约束。针对流寓民,统治者制定了有别于土著居民的户籍制度,如宋之"客户"、明之"附籍"、清之"客籍"等。户籍制度与客家民系存在密切的关系,学术界忽视了户籍制度本身与客家民系形成之间的关系。"客户、客籍"名称未必是近现代"客家"名称的直接来源。户籍制度是国家政权控制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差别性户籍制度不仅对流寓民进行户口确定,而且进行社会身份的标定。明清时期,土著与流寓民之间激烈的经济政治斗争,强化了族群的自我认同,推动了赣闽粤边区客家民系的形成,而清代摆脱"寄籍"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试论“新时代”“大变局”叠加之下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作用——学习习近平关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论述

我国进入“新时代”与面临世界“大变局”,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突破国际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均需要加强研究生教育,发挥其培养高层次人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促进国家善治等方面的作用。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落实教育主体责任、严格把控质量关和改进教育评价体系,来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留下乡愁,记住回家路——江西省南昌市前后万村传统民居建筑研究与保护

乡愁文化,源于乡村乡土文化,是我国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民居建筑是乡愁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当地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缩影。现阶段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传统民居建筑急剧减少,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起“乡愁”问题,留住乡愁成为时代的呐喊。今天笔者以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三江镇前后万村为例,深入探讨乡愁视域下传统民居建筑问题与保护。

福清“海族舞”的艺术特色与保护传承

"海族舞"俗名"弄九鲤",是流行于福清大澳村的一种传统民间舞蹈,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本文将对"海族舞"进行溯源和艺术分析,并对其保护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嵌入与反思:企业下乡与村庄农户的主体性

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工商资本下乡是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途径之一。通过对江西省石镇三个村下乡企业的调查发现,下乡企业的程序合法到实质合法需要持续不断的关系嵌入,土地个体性和集体性的相互冲突又制约着企业的空间嵌入,关系和空间两者的张力使得下乡资本在文化意义上脱嵌;其中,租棚农户完成了技术嵌入的生产社会化,构成农业生产知识结构中的反思性力量;大棚雇工则在习得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中调整原有的生活,重新建构对家庭生活的认知。

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分析与研究方法再探讨

学界关于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与党史结论一致的“两极分化论”;二是与党史结论相悖的“分散化论”。从具体方法上看,“分散化论”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证据资料上,采信了当时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调查的数据;二是在统计方法上,将“公田”计入中、贫、雇农名下,或将“公田”做归零处理,或无视其实际归属问题。“分散化论”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毛泽东的阶级划分法。有关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分析不完全是社会统计学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活伦理重构探析——以江西石城为例

面对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我们遵循这样的思维:以前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现在应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以前国家财政支出倾向城市,现在应倾向农村等。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先利用某种方式将农村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有限的钱、物与"生活伦理"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出建设新农村的巨大能量,而这种方式就是生活伦理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