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

"提取公因式"作为民法典总分体系立法技术的经典表达,体现总则在分则中的普遍适用特征。"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是抽象化立法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民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传统的"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理论的致命错误是共性法律规则的绝对化和缺乏体系的内在整体性,所以当代"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必须摆脱绝对化的抽象思维的局限,构建体系的内部整体性。应从"提取公因式"的整体构建和规则归纳相互作用的角度,对民法典总则主要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分析。

司法语境下私法的个体方法论

在司法方法不断汲取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营养的时候,传统民法理论和体系仍然在概念抽象的阴影下苦苦挣扎。私法自治理论显现出传统民法中的事实因素,并且具有保持体系开放的重要作用。私法开放性体系的构建是对"普遍事实"的隐秘憧憬,司法语境下私法的个体方法论正是对"普遍事实"的发掘,试图寻找私法规范中的事实因素,体现了一种基于事实的形式理性。通过揭示私法的个体方法论,可以发现传统民法和知识产权法存在明显的方法论差异,因此知识产权法融入私法体系同样是对私法方法论进行改造的过程。

论《民法典》中知识产权专有的体系功能

《民法典》第123条将知识产权规定为“专有的权利”,面临着知识产权专有的侵权法质疑,即“专有的权利”不能涵盖知识产权保护的制止不正当竞争模式,从而有损于《民法典》第123条知识产权条款的体系功能。知识产权专有的侵权法质疑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民法典》第123条知识产权条款和第120条侵权责任条款存在适用差异,知识产权保护的专有权模式和制止不正当竞争模式不宜以《民法典》第123条知识产权条款作为规范依据,应当回归于《民法典》第120条侵权责任条款的统辖之下。知识产权专有的体系功能旨在彰显知识产权之于物权的独特性,需要赋予“专有的权利”有别于《民法典》第114条中“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新内涵。

知识产权体系同一性理论的反思与构建

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以外的无形财产权的范围都在日益扩大,探究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统归于知识产权体系的逻辑关联便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无论采用客体来源视角,还是采用客体形态视角,传统知识产权理论都没有对此进行充分阐述。知识产权体系同一性理论的构建回归客体非物质的逻辑起点,采用超越客体来源和客体形态的人的理性思维、意识活动视角,在知识产权类型化的基础上,构建由类型动态谱系和程度动态谱系组成的动态体系理论。

论《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的双重路径阐释

《民法典》总则编之于分则编和特别民法的作用有二:一是它规定了前提性和一般性的民法规则,避免了分则编和特别民法的重复规定;二是它统帅和引领了民法体系,保证了民法体系的和谐统一。不过,“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的传统理论通常以规则适用的共同性为核心,注重总则编在民法规则上的作用,却忽视总则编对于民法体系的基础性、统帅性作用。为了契合《民法典》总则编之于分则编和特别民法的作用,“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理论应进行双重路径阐释,完成从规则归纳到体系演绎的路径扩展。其中,体系演绎路径体现在《民法典》的民法基本原则和民事权利章之中:既通过内在体系的演绎路径形成诸多民法基本原则,保证了分则编和特别民法的价值协调和统一,又通过外在体系的演绎路径形成由权利要素和权利类型组成的民事权利体系,为分则编和特别民法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网上购物中消费者撤回权的博弈分析

从意思自治的角度,赋予消费者撤销权的理论依据在于保护消费者的意思自由,真正实现其在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自治。这的确为其提供了一些正当性基础,但是并不足以说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产生的真正原因。它的正当性基础并不在于保护消费者,而在于避免了网购市场出现"柠檬市场"现象。消费者的信任是促进交易持续繁荣的原动力,撤回权无疑是取得消费者信任的典型形式,特别是对于一些新的消费形式,要想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与信赖必须在利益方面做出必要的牺牲。

论企业数据的赋权框架:从对象到模式

将数据政策转变为数据法律,尤其是将政策上的数据权利话语转成法律上的数据权利话语,是我国目前数据法研究的主要任务。数据赋权研究以企业数据为蓝本,这既能防止数据赋权和个人信息赋权的杂糅,也能避免出现公私不分的现象。赋权框架是企业数据赋权的核心内容,包括赋权对象和赋权模式两个方面。首先,企业数据赋权的对象是作为数据集合的大数据,并且不宜包括数据产品;其次,大数据具有形态衍变性和应用场景化特征,所以企业数据赋权不宜采用“以物设权”模式和“以用设权”模式这两种民法现有赋权模式;最后,企业数据赋权的新模式以促进数据流通为宗旨,不应过度强调数据归属。

猪水肿病調查报告

去年八月在我县很多农业社先后发現了一种不明病原、死亡率高的幼猪疾病,其特征是以皮下肌肉以至腸壁发生典型的水肿,多发生于10—40斤重的幼猪。至去年10月底止这个病已先后在全县六个乡十九个农业社的集体养猪場和个別社員私养猪中发現,初步統計。

民法体系语境下民事客体理论的权利思维

民事客体理论与民法体系的演变具有密切联系,从法学阶梯体系到学说汇纂体系,民事客体始终需要在民事权利的体系关系中理解。民法体系语境的回归意味着民事客体理论从物化思维转向权利思维,而在权利思维下民事客体的对应主体是具体民事权利,既非民事权利人也非抽象权利类型,所以民事客体应当回归具体民事权利的发生体系语境,具有衔接民事权利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不同民事权利之间关系的作用,而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民事客体理论可以为商事权利、知识产权等新型私权提供体系路径。

论领域法的私法研究范式——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研究为例

随着民法典从完美法典到私法基本法的定位转换,民法典以外的领域法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这既是现代私法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民法典乃至整个私法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为了应对此种挑战,现代私法理论需要论证领域法的私法研究范式。首先,领域法的私法研究范式是相对独立的,因为领域法既存在基于领域本体性特征的价值取向,又不能完全摆脱保护个人自由的传统价值取向。其次,领域法的私法研究范式是相对统一的,并存在两种范式研究路径:同一性私法研究范式是领域法私法研究范式的成熟形态,属于领域法的体系研究;相似性私法研究范式是领域法私法研究范式的发展形态,属于领域法的类比研究。

《民法典》视角下权利客体理论的双重构造

为了保持《民法典》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民事权利”章的部分条文没有列举权利客体,而是规定权利主体享有何种民事权利。这回避了权利客体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分歧,增加了民法学者理解“民事权利”章的难度。为了充分理解已经被列举的权利客体,以及合理推导出未被列举的权利客体,权利客体的概念构造旨在阐释内涵清晰、逻辑统一的权利客体概念,形成类型多样、层次分明的权利客体体系;为了解决权利客体学说相互对立、分歧不断的问题,权利客体的认定构造旨在阐释方法合理、条理清晰的权利客体认定,在界定权利客体形态的同时,关注权利客体认定中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

《民法典》“民事权利”章的理论阐释

在各国民法典中,我国《民法典》首次设置了“民事权利”章。然而,我国民法学者分别从权利本位角度和条文设计角度对《民法典》“民事权利”章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持否定评价的学者对“民事权利”章所提出的质疑并不恰当,因为他们忽略了“民事权利”章在《民法典》贯彻权利本位中的重要作用。持肯定评价的学者对“民事权利”章的功能论述则存在论证不充分的问题,因为他们未能深入阐释“民事权利”章在条文设计层面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因此,为了恰当且充分评价《民法典》“民事权利”章,我国民法学者有必要从权利本位和条文设计双重视角对“民事权利”章作出新的理论阐释。

体系语境下知识产权客体理论的权利思维

知识产权客体理论具有明确的体系目的,既希望为论证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提供基础,又希望增强知识产权体系的内部关联性,但是知识产权理论的繁荣没有达到这种体系目的,这主要是因为知识产权客体理论具有根深蒂固的实体思维,忽视了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特征。通过反思知识产权客体的实体思维,权利思维下的知识产权客体具有重要的体系意义,揭示了知识产权客体的双重体系衔接作用。这不仅提供论证知识产权之民事权利属性的基础,区分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而且指明了论证知识产权体系的内部关联性的方法。

知识产权体系同一性理论的反思与构建

所谓知识产权体系的同一性,旨在揭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统归于知识产权体系的逻辑关联。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识产权体系的同性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传统知识产权体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又是分析现代信息技术下非典型知识产权的基础。

民法体系中抽象概念方法的反思——以善意取得与一物二卖为例

传统民法体系在现代社会正日益面临开放性的困境,尤其是物权和债权的二分法越来越难以应对新型私权,比如对股权、信托权利、知识产权等的解释捉襟见肘。民法制度和体系的困境体现了反思抽象概念方法的必要,它涉及到规范与事实的关系问题,而这一点恰恰被抽象概念方法所忽视。抽象概念方法是民法生成一般规范的手段,最终目的是将抽象规范适用于具体事实之中。因此,民法制度和体系不可能由单纯的抽象概念和规则组成,必须考虑到规范中的事实因素,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就是重要方面,它在善意取得制度和一物二卖现象中体现得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