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的“四生观”: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中心

农业文化遗产是以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宝贵的文化与农耕景观为显著特征的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农业文化遗产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中所形成的独特农业景观,这是由其生态情境、认知情境、文化情境和实践情境所决定的。这些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影响方式以及所产生的后果也存在一定差异,其合力共同形成独特的农业文化遗产景观,每一个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性表现出所在区域的地方性。尽管不同农业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特征各不相同,但都能够反映出农业文化遗产的“共生观”“敬生观”“护生观”与“仿生观”。于此而言,这“四生观”展现出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情境、认知情境、文化情境和实践情境等生态文化思想。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生计体系转型研究——基于十八洞村的田野实践

生计体系是各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磨合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知识技术、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文化事实体系。十八洞村的传统生计体系是当地苗族在独特的生态地理条件下孕育出的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属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典型样式。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影响下,十八洞村的传统生计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基于当地传统的文化而实现的当下创新转型。归纳和总结十八洞村经济发展和生计转型的经验,理顺生计体系各要素在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弄清楚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将有助于该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之认知六人谈

为了治理北方生态环境,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的手段主要是植树造林,用以防沙固沙,业已取得重大成果。北方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沙漠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生态人类学立足“三北”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从生态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指出该工程下一步应重视草与树的比例,确保固沙植物水资源分配达到平衡状态。同时,要利用当地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实现当地乡村振兴的目标。

困境与出路:乡村振兴视角下湘西土家族传统村落保护问题与应对策略研究——基于湘西龙山老洞村的实地调查

传统村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农耕文明重要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如何在保护传统村落“活态化”的基础上促其发展,成为国家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基于此,文章从乡村振兴战略出发,以湘西土家族传统村落老洞村为个案,发现了土家族村落保护中文化传承、人居环境、开发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而提出可行性建议,希望促使土家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走出困境,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

论南方山区生态环境对粟类作物种植技术的规约作用

"粟"起源于我国北方黄土高原,是我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也是汉代及以前各王朝的法定赋税粮种。这一税赋惯例的部分延续一直延伸到唐代。随着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大,南方本来不是粟类作物适宜种植的地区,但出于向中央王朝缴纳赋税的需要,也不得不规模性种植粟类作物。"粟"被引种到我国南方地区后,由于南北气候条件迥别,所处生态背景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粟"的生物属性却不会轻易改变,其结果必然使得我国南方和北方粟类作物的种植技术也会相应地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北方,粟类作物种植的成熟技术是"区种法"和"代田法",而在南方则只能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在山区种植。我国南北粟类种植技术的这种差异性集中体现为生态环境对耕作技术走向的规约作用。

相际经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新思路

结合中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现状,本土民族经济学理论"相际经营"原理,审视了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利弊得失,提出民族地区在制定和落实经济发展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等因素。对S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忽略民族地区文化与生态差异性,偏离相际经营方向,会导致"精准扶贫"效果不佳、扶贫成效缺乏可持续性。因此,在当前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相际经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亲的的思路。

吐鲁番坎儿井技术体系本土起源说

迄今涉及到吐鲁番坎儿井技术体系起源研究的论著虽多,但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代表性的结论大致有四:一是源于汉代井渠,二是传自中亚,三是林则徐所创,四是维吾尔族独创。综合查阅不同类型的成果,并辅以当代调查资料,从中不难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在涉及到"起源"和"流变"两大范畴时,如何明确界定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存在着分歧;加上所凭借的资料各不相同,结论难以达成一致。但如果先认定吐鲁番坎儿井的形制特点、功能及其所适应的自然与生态系统,那么就不难确认,吐鲁番坎儿井的开凿技术体系,只能是本土起源。外界传入的文化和技术,只能发挥提升其效能的作用,与真正的起源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浅析东汉对北方民族的“以退为进”政策

东汉时期的民族政策与西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相比,不仅南北不同,而且对北方地区的南匈奴、西羌和西域诸国的政策也不一样。对南匈奴实际上是实行"以退为进"的策略,其结果是既把南匈奴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保证北部边疆的长期稳定与安宁,从而腾出手来加强对南方各族的统治。东汉王朝之所以能够从容地徙羌于内地,对他们实行郡县统治,而当羌人发动起义时,亦能毫无顾忌地对他们进行镇压与屠杀,同样是由于东汉王朝较好地解决了匈奴问题,排除了后顾之忧所致。

从“圈”到“链”:清水江流域木材流动中社会交往行为的演变

清代雍正时期朝廷实施了一系列“开辟苗疆”的措施,从而将清水江流域的木材流动纳入朝廷直接监控下的经济活动。这一政策引发了该区域社会交往行为的巨变——从以往以人步行一天往返为半径的“圆圈”内的交往,扩大到以聚落为起点,从山上到山下,再沿清水江而下到各个“码头”为据点的“链式”商贸,并使社会交往呈现为链式的放大。由“圈”到“链”社会交往范围的巨变,顺应了清水江流域经济体量壮大的需要,进而重构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样态,助推了该区域的经济繁荣;社会交往也随之放大,并演绎出从“圈”到“链”的跨文化交往的跃迁。

我国乡风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探寻

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回顾乡风文明建设探索与实践的百年历程,我国乡风文明建设历经了民国年代的初步尝试期、建国初期的有益探索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全面推进期三大阶段。

基于游客满意度视角的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旅游公共服务研究

本文围绕旅游公共服务的范畴,即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旅游公共设施供给服务、旅游公共安全保障供给服务、旅游公共行政供给服务四大领域,在理论辨析的基础上,着重对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旅游公共服务四大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扩充大峡谷景区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内容;构建需求导向型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变传统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加强专项规划研究,健全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等改善对策。

困境与突破:文化自信视域下湘西土家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基于龙山县洗车河镇耳洞村的调查与思考

村落文化是传统村落的灵魂。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离不开文化范畴;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及文化自决是保护与发展传统村落文化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通过对湘西土家族传统村落—耳洞村的调研,分析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巨大困境的根本原因,从文化自信视域角度提出湘西土家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战略下武陵山民族地区特色村落的建设与发展策略研究——以龙山县洛塔乡楠竹村为例

民族地区特色村落的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村落逐渐走向同质化,如何推动这些村落发挥其特色优势,促使其振兴,成为众多学者探讨的重要课题。文章以具有“红色基因、民族特色、自然景观”三位一体的特色村落楠竹村为案例,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出发,提出对武陵山民族地区特色村落的建设发展对策,为民族地区特色村落的振兴提供参考。

论民族生境与民族文化建构

民族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逐步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建构一种文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系统,文化的建构是以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为底本,以并存的社会生态系统为参照,文化这一信息系统不断偏离与回归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在世代延续过程中逐步认知、积累其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起来。民族以文化为分野,不同民族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有差异,这就形成了民族生境的差异性,而民族生境的差异性也同样会建构出不同民族文化事实体系的差异性来。

消灭人为差错，确保飞行安全

民航几十年来所发生的飞行事故表明，因人为差错、机组操作失误导致的飞行事故占事故总数的73％以上。我们公司所发生的事故征侯、人为差错所占比例就更大。这些充分说明人为差错对保证飞行安全是何等的重要。根据自己多年的飞行实践，要消灭人为差错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文化生态视阈下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以湘西龙山“摆手舞”为例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土家人民智慧的象征,亦是土家文化与精神的具体体现。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其赖以生存的原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家族非遗的生存基础遭到严重影响,相当数量非遗存在传播手段缺失、保护理念失真、投入难以兼顾、传承人才断层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以湘西龙山“摆手舞”为例,进行实地调研与深入研究。最后,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深刻反思和研究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路径,为推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一些建议。

武陵桃源 林海瑰宝 走进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南龙山油桐种植系统

“阳春三月桐花开,玉骨冰肌凝香雪。”“桐花半落时,复道正相思。”流传千百年的古诗句,让桐花成为人们心中浪漫的代名词。繁花之下,漫山遍野的油桐树,也曾是山里人赖以生存的生计所在。每年农历三月,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咱果乡的桐花寨总会热闹不已。

城镇化背景下的侗族传统建筑变迁及原因研究

黔湘桂地区侗族传统建筑,是根植于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生活方式及地域文化而形成的。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对侗族传统建筑的形制、内在结构、传统的仪轨及礼俗、功能等方面进行探究,并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及旅游业的兴盛等方面,对侗族传统建筑变迁的原因进行思考。希望能对当今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保护提供借鉴。

韩国入境游对张家界旅游开发的影响研究

旅游目的地的资源禀赋和旅游资源的开发是旅游吸引物的关键因素,由于特定客源市场的需求,旅游目的地往往选择重点开发特定的旅游资源,以吸引该市场。一方面而言,对于稳定特定的客源市场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对于该旅游目的地的其他市场的开发却存在极大的阻碍。张家界作为韩国入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张家界每年的韩国入境游人数占全国韩国入境游人数的十分之一之多,韩国游客对张家界旅游开发的影响很大。然而,随着国内旅游形势的发展,韩国入境游客的比率在逐年下降,张家界旅游市场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同时影响着韩国旅游市场。

国家在场与乡村社会:清代碑刻所载湘黔边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中央王朝对湘黔边区的管理,先后实行过羁縻政策、土司管理、卫所统治以及府衙管辖,在国家加强统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逐渐深入这一地区,并逐渐起到主导作用。而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中,当地苗族侗族的传统社会“款约”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处理当地社会矛盾时,通过合款的方式,将国家法律条文以款约的形式勒碑记录,既是国家权力在湘黔边区逐渐深入的明证,也是地方治理的智慧体现,还是当地各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实证。道光二十年黄岗村“夫役之争”碑和道光十八年高吊“万世不朽”碑,就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