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通过孤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现存四卷与通行苏诗百家注的对比,总结以赵次公为代表的早期苏诗注家在总结用典之法、释词、阐释诗意及评论等方面的成就,揭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宋人注宋诗的诗学批评

文章在对宋人注宋诗中各位注释者的诗歌创作才能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各个注本中的大量诗歌批评片断,并对其进行了综合与归纳,从而得出:宋人注宋诗的注释者,如赵次公、任渊、李壁等,在诗歌注释中能在准确地解释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各种诗歌创作技巧,包括字法、句法、章法、对偶、用典等创作方法,并进一步对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等诗人的总体创作成就与特点作了精辟的概括。研究认为,宋人注宋诗的这种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施宿《注东坡诗》题注的诠释方法与历史地位

南宋的施宿为其父施元之及顾禧所撰《注东坡先生诗》补充了题注。题注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丰富了宋代诗注的诠释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论山谷诗宋代三家注的历史解释

在宋代注重历史解释的学术背景下,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来解释黄庭坚诗。三家注都将《山谷集》三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并对作品的系年作了精审的考证,史容还纠正了黄的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三家注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山谷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的文献考证

清初著名学者、诗人查慎行撰有《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该书针对苏诗旧注作了进行了全面的订正、补充。清代宋犖、邵长蘅整理翻刻宋代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而成的《施注苏诗》,对施顾原注常有妄删,查慎行首先针对此现象,补充了施顾注的原文,并对旧注改动引文的原文以迁就作者的现象作了批评与更正。其次,查慎行在《施注苏诗》的《续补遗》二卷的基础上,又依靠宋代及明清的文献,辑得苏轼的佚诗一百二十余首,并对互见于苏轼与他人诗集中的九十首余诗歌作了考证,论证了其中大部分都不是苏轼的作品。《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浅谈汉服配饰的传承与创新

汉服配饰的文化复兴一度陷入困境,为更好地传承汉服配饰文化,可从汉服配饰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汇点切入,以传统汉服配饰为基础,进行变形、变色、文创、古物今用等四种方式创新,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在文化多元时代进行再生产与再发展。

苏诗十注之傅、胡考

宋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包括十位注者,其中归入傅、胡二位名下的注文,与后来《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的傅、胡铨、胡仔都不一致,而是分入赵次公、程縯、师尹、林子仁、赵夔等诸人的名下。十注中的傅、胡二注,有些明显可以看出并非傅、胡所为,而出自赵次公之手。从在十注本属傅、胡,到了百家注中分入各家的注文来看,其注释特点与风格与所归之人皆有吻合之处。因此,傅、胡二注系后人的伪托。

论赵次公的典故注释

赵次公在其诗歌注释中归纳了杜甫、苏轼等诗人用典的方法与规律,由此建立了完整的典故分类体系,并指出了注典必须兼顾祖孙的原则,对后世有重要的启发与影响。

论宫体诗对七言诗的影响

宫体诗人在参与五言诗律化的基础上,通过大量七言诗的创作,对七言诗的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改造:促使七言古诗形制定型,确立了隔句用韵、起句入韵、自由换韵、平仄韵错用的体制,为初唐诗人所沿用;创作出基本合律的七绝,后期的宫体七绝已基本符合平仄交错、对立、相粘的规则;并创作出接近后代律诗要求的七言八句作品,是七律的雏形。宫体七言诗为初唐七言各体诗歌的成熟与定型奠定了基础。

宋人注宋诗的文献价值

宋人注宋诗的注者常参与原集的编纂。任渊的《后山诗注》与胡穉的《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在别集的最初版本已失传的情况下,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任渊的《山谷内集诗注》、史容的《山谷外集诗注》将原集由分体改为更佳的编年排列方式。这些注本都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任渊的《山谷内集诗注》、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题下注、李壁《王荆公诗注》所作校勘,用以参校的材料可信度高,且慎于改动原文。李壁《王荆公诗注》还进行了辨伪。宋人注宋诗所引佚书,亦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价值与史实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了宋代王十朋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保存了珍贵的苏诗旧注资料,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冯应榴受乾嘉时期重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对旧注的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编年等方面作出了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诗学批评

宋代诗歌注释者任渊有较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并曾亲身跟随黄庭坚学习诗歌创作。他注释了黄庭坚平生最得意的《内集》,对黄诗中许多含蓄未尽的言外之意作了发挥补充,评论了其中一些精妙的对偶和用典,还总结了黄诗"有为而作"的立意特点及"有味"的风格,并对"点铁成金"等创作方法做了细致的分析说明。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