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辩论何满子是否"错误"的材料

年终,照例要将杂里古冬的文件资料清理一番.于是翻出了一个热心朋友寄给我的两则有关我的议论,都是刊在<中华读书报>上的.这份报纸我也有,看过就丢了,这两份东西因为朋友好心复印和剪报见示,就夹在信里留下来了.……

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谈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社会内容

阶级社会的作家,哪怕是不掌握阶级社会规律的古代作家,都不免要将当时社会诸阶级的生活状貌、风习,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去。有些杰出的古代作家还能凭对生活的感受,捕捉到合于科学法则的阶级关系的内容,尽管他们在认识中并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因此,在评价艺术作品的社会内容时,绝不可忽略形象中所蕴含的这一方面;更由于作品的社会内容是艺术地表述出来的,因此。

《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

魏晋以降的文人小说，分成志怪和叙人事的两大流脉。从唐代俗讲衍演而来的市俗小说，就其内容分，也可以区别成两大类：叙述人间故事和叙述超人间故事的。

口不言钱与爱钱如命

汉末清议名士因对抗宦官擅权的王朝遭到镇压，两次党锢案使善类摧折殆尽，东汉王朝也因丧尽士心与民心而随之崩溃；黄巾起义和群雄争霸，使知识分子退出历史舞台，直到魏晋之际，士流才又集结成有规模的势力。由于时代环境不同，这批代表社会舆论的文化精英与汉末清议名士的趋向相异，清议化为清谈。但前后两批名士对待金钱的态度却一脉相传，后者较前者更为矜持。

“孔方兄”与《钱神论》

中国远古最早使用的通货是贝壳和少量的龟甲。

现实主义是克服的理论

Ⅰ文学=人学=典型性格几乎人人熟知的高尔基对于文学的定义式的命题是,“文学是人学。”说得真够高度概括,但如作为定义,表述的概念是不够精确的,含混的,是文学语言而非科学语言。试将表述部分换上也是人人熟知的恩格斯的命题——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就明确而精当得多了。意思是一样的,人,意味着人的性格,人的性格所辐射的人的关系,人的关系所揭示的人生问题。

面对庸俗文化的公害和灾难

今年6月19日一期《文汇读书周报》以《中国明星大流失》为题,摘刊了钟祖基的著作《中国文化大峡谷》中的部分内容,描述了近十年优秀的艺术尖子流出国外的情景,那统计数字令人读了怵目惊心,这且不表。其中有一段是牵涉到报刊等传播工具的,很值得注意和深思: 随便翻翻,这类报刊几乎全都在影星歌星的隐私上大作文章,竞争的就是看对他们的婚变、同居、三角或多角恋爱的渲染程度,这些文字大多是不负责任又格调庸俗的……所指的“这类报刊”。

文化与政治的寻根——王长华《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读后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里不想介入经院性的讨论。卑之无甚高论地说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或集中体现者，传播者乃至创造者，大概是通得过的。当然，也有过“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高论，但“高论”是只能以高论实即胡说视之的...

论格调

文学艺术作品的格调高低,主要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的识见和他本人的情操。识见高超,情操高尚,作品的格调使高;识见低劣,情操卑下,作品的格调便低。知识和才能,例如艺术规律的理念认识,技艺的娴熟,表现方法的巧妙等等,有时能够若干地掩盖格调的卑下,一般是靠某种吸引力转移欣赏者对作品格调的审视,颇类于魔术家的用手法和器械诱导观众,使之在不知不觉中被打了马虎眼去。某些对自己的情操卑下略有自知之明的作家更其惯于用这种手法进行遮羞的补救。

论胡风的“自我扩张”

胡风晚年曾在其“评论集”《后记》中写道:“我用过‘自我扩张’这个说法;……也只用了一次。但有的批评家就捉住了这个用语,断定我是主张作家只写自己。他决不认为这是一个含意不明确的用语问题。”(《胡风评论集》下册,页420)胡风采取这种审慎同时又很犹豫的辩解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积毁销骨,批评家们长期指责和攻讦的反馈使得他自己也对这个命题踌躇起来。肘间推延了若干年后,由于胡风自己的这一略带沉吟的表白,近来也有评论说这一命题的用语不够科学。用语问题是符号学的问题,符号是约定俗成的,关键在于作为实质的内涵,而且,即使从符号学的意义来说,“自我扩张”这一用语也是十分准确地表述了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的,这点将在后文中带到。

论吴敬梓的平民情结

吴敬梓的平民情结 ,正是促使他创作《儒林外史》这样一部白话小说的动因 。

十年辛苦不寻常——谈《全唐五代小说》这一文化工程

《全唐五代小说》五大册,都二百一十四万余言,堪称近年来一大文化基础工程。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由李时人编校,我被列名为“审定”,其实我并没有费什么力,是李时人独自辛苦十年的功绩。我顶多只起了倡议、赞助和鼓吹的微小作用。说明了这点,我才能避掉“老王卖瓜,自吹自夸”之嫌,来评价这部由李时人独立编纂之作——当然,也得说明,后期是由他的几位博士生、硕士生作了技术性的协助的。和《四库全书》、《续修四库》。

《黄裳文集》鼓吹

今年,黄裳辑五十多年以来所作,出了六大卷《黄裳文集》,都三百余万言,真堪称成果丰硕了。多年来,我爱读黄裳的文字,私心认为,他是当今散文的第一大家;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散文艺术领域中,能达到如此成就的也屈指可数。文学作品的质量虽难以掂斤簸两地衡估,但诚如苏东坡所说:“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总体上可以赏辨出含金量的高低来。黄裳在文集《自序》中自承,他钦佩会稽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的作品,

卑之无甚高论的研究方法观

这里所发表的何满子先生论研究方法的文章,值得一读。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应该怎样估价,是形势喜人呢,还是充满危机?应该怎样认识古代文学研究的目和意义?怎样看待各种新方法(包括宏观研究、微观研究)?等等,这是一些已经跳到我们面前而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本刊新辟《大家谈》一栏,为一切关心古代文学研究的同志提供一块发表各种意见的园地。敬请踊跃赐稿,参加讨论。

古籍今译应考虑普及的需要和限度

古籍今译是一项古代文化普及工作,所以应该在普及的需要及其限度内进行.世界文明古国中,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等,经过异族侵入、民族迁徙、战争和自然条件等原因,文化传统大都中断或经过变异,惟有我国几千年来保持着稳定的延续,这是好事.但另一面,这个传统也成为一种文化包袱,十分沉重;特别是当前知识门类繁多,除了少数从事古代文化事业工作的人以外,不应该过分地增加一般求知者的知识负担.因此,古代文化的传播必须有所选择.有人主张把先秦经书、二十四史之类的典籍全部译成今语,恐怕并无必要.而且,有些古籍是很难译述的,如《易》的“乾元亨利贞”一句,就很难翻成今语而不噜嗦累赘.二十四史中,如《天宫书》、《五行志》之类,一般读者既无必要,也极少兴趣.如系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则还是自己去读原文可靠.就是正史中的纪传,也只宜有选择地译述,《元史》以后,列女传中大量贞妇烈女的传文,译出来有这必要吗?

中国古代笛史札记

1985年6月应杨公骥先生之邀,我到长春为他的研究生上课.一次在和他的晤谈中,我特别提起了他五十年代初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发表的一篇关于西汉巾舞<公莫舞>的考释论文.该文将<宋史·乐志>中长期未能被学者解读的<公莫巾舞歌行>作了精确的句逗和考释,发千载未发之覆,极为治古代文史的学界同人所称赏,堪称多年来研究汉乐府罕见的力作.

学者的“伪装必须剥去”——说舒芜和胡风冤案

小政客走错了房间 人生常常要走错房间,一个标标准准当小政客的料却去搞学术。结果,在学术领域啃嗤啃嗤钻了几十年,其成就和声名远不及在干一场小政客买卖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赢得的名气大;因为干那种买卖才是他的本性,其能量是从骨子里挥发出来的,他的声名终久要靠这场小政客买卖流传下来。 作为学者或准学者的舒芜,即使在中国知识界中,

《金瓶梅》泛解

《金瓶梅》在明末已被列为“四大奇书”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当时已经问世的长篇小说之中,它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清初人又把《金瓶梅》标举为“第一奇书”,这就不管你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是和书中放肆的性描写有很大关系了。性问题不仅是研究《金瓶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拦在你面前必须先将它制服的一个问题,否则你就过不去。指斥《金瓶梅》是“淫书”,应该说是师出有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