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的alter egos:《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与《历史》叙述

希罗多德《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alter egos)从不同层面揭示出这位"历史之父"的多重身份,并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历史》的叙事与叙述主题的多角度展现。希罗多德通过建构文本中的"第二自我"试图树立自身的权威,并向雅典的受叙者(narratee)传递影响超越文本局限的"永恒真理"。伴随着叙事情节发展与希罗多德史学思想传递的需要,《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产生转变,并表现出二元特征,叙事中的"第二自我"和受叙者与希罗多德和雅典听众间存在着多重的互应关系。

智术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伊索克拉底演说辞《海伦》序言析读

希腊古典时期著名的教育者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海伦》序言中对公元前5世纪的智术师高尔吉亚斯展现出了前后态度不同的评价。一方面,伊索克拉底批评后者围绕某些哲学观念进行空谈,主张修辞学教育必须为城邦利益服务,认为演说辞的创作必须关注相关的重大主题,竭力将自身与智术师群体相区分;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高尔吉亚斯探讨荷马史诗中神话的传统,赞扬后者将古希腊文学传统中的著名人物海伦作为演说的关注对象。在伊索克拉底看来,采用何种形式探讨神话与关注神话的内容本身同等重要。这位教育者试图以赞扬海伦美德的方式重述神话,从而服务于他演说辞创作应重视道德教育的主张,这便是伊索克拉底质疑高尔吉亚斯以颂辞为表象、实际创作辩辞做法的原因所在。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

伊索克拉底受到书面表达方式所面对的受众范围以及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采用"模糊话语"的修辞策略,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城邦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伊索克拉底在创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时,口头与书面两种创作方式并存,这篇演说针对雅典城邦发表,或面向全希腊传播,前者适合采取口头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更适合采取书面信息传递。若《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面向全希腊传播,伊索克拉底需采取"模糊话语"的策略,满足不同城邦受众的政治利益。他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公元前390—380年间希腊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变,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古希腊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所拥有的权威与作者自身对于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美日印三边合作升温的背景与前景

美日印三边合作关系近年来日益密切,2011年底至今该三国已举行过三轮三边官方对话。美日印三边关系升温既有一定的历史、地缘基础,也有各自迫切的现实需求;既出于对地区事务控制权的争夺,也有对全球战略的深度考量。随着美"重返亚太"战略的不断推进,美日印三国间的互动将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水平也将逐步升级,并会围绕海上安全合作将议题焦点进一步向中国集中,但三国关系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不会进一步演变为军事同盟关系。

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的泛希腊主义提倡城邦和睦,并非希腊统一,其包含着与"雅典中心主义"的差异与交融。当两者被调和而共同为反波斯战争和雅典一斯巴达联合领导权宣传时,泛希腊主义经常被强调。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在呼吁雅典领导权的论述策略中,"雅典中心主义"更具实际意义。他既利用这一观念对抗斯巴达人,为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重新恢复帝国时代领导地位的诉求提供动力,又利用泛希腊主义证明雅典领导权具有合法的道德、舆论和历史支撑。

伊索克拉底对荷马史诗中神话的运用

公元前5至前4世纪,雅典著名的教育者及演说辞作家伊索克拉底借荷马之口对史诗中的神话进行重新解读,从而宣扬自己的修辞学教育原则,却对诗人关于神话人物不道德的描述提出批评意见,通过歌颂诸神与英雄的美德重述神话。这一做法继承了希腊古典时期智术师们关注荷马并探讨史诗中神话的传统,也是伊索克拉底针对同时期的蛊惑家与智术师利用演说追求个人私利、欺骗受众而置道德于不顾的问题所做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