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悳”“德”辨析

从文字上来探源先秦德治思想，论者于《说文》“悳”、“德”两字条，多有未辨。此二字有何关联？笔者不揣浅陋，试以辨析，以就教于方家。甲骨文是否有“德”字尚存争议[1]（“循”）[2]（“0613省”“2306循”），周金文有其字则无异议[3］〔“0214德”）[4]（P110-111）[5]（P1245-1249，1250-1252）。从字形上看，

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

朱熹既有不少排斥、反对史学之说,同时亦有许多赞同、提倡史学之论,这就令人对其史学态度生出困惑。从根本上而言,朱熹并不反对史学,他反对的只是将史学凌驾于、优先于理学之上,这是从辨本末之学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作为权谋功利之说的史学,这是从义利之辨的角度着眼的。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

试论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四部分类法的最终确立以《隋书.经籍志》为标志。其对荀勖、李充之分类学成果,主要从大类目上加以总结、继承与发展,对刘歆、阮孝绪之分类学成果,则主要从小类目上加以继承与发展。《隋志》四部分类的最终形成,是大量目录实践的必然结果,是对以往目录实践的总结,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唐代文化高度繁荣,目录分类学之成就应是其文化园中奇葩之一。

江西耕读文化研究

江西区域的农业文化是源远流长的,这一区域农业文化蕴育出的耕读文化既有与全国具有共性的地方,也有有其特色的地方。江西耕读文化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大致有四种类型:自愿归隐型耕读文化,入仕前或致仕后耕读文化,壮志未酬型耕读文化,遗民型耕读文化),也表现在士人(士大夫)的农书著作与劝农文中,前者是对中国农业历史知识经验的总结,后者是一种导向性政策文化。

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分类法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后,官簿私录,多所沿袭,少有变更,这种状况,可以从史部类目中得到反映。后世目录分类之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基本上是被继承了的,即变化甚微或无所变化,后来又新增章奏、岁时、诏令等类目,其原因盖与某类书的数量及目录学家的看法紧密相关。

由序《书》到为《书》作序——司马迁、班固等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

学术史上对孔子与《尚书》的关系问题争论了两千余年,至今尚无一致的意见,其焦点即在于孔子是否删次《书》及作《书序》等方面。据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证据以及目录学资料来分析,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均不容轻易否定。

司马迁学术渊源、学派归属研究综述

关于司马迁学术渊源、学派归属,学界或持学归儒家或儒家为本说,或持学归道家或道家为本说,或持儒道相通或互补说,或持学归墨家说,或持综合取义、自成一家(史家或杂家)说等等,大体均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此正揭示了司马迁思想的综合性。就司马迁的思想倾向而言,司马迁是推崇儒学的,《史记》的撰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

新进路:司马迁经典诠释学——《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文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加以研究,其成果也蔚然可观,其研究显然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色。若对司马迁《史记》进行文学的新研究,得转换研究的视角,方有可能获得创新,正如已取得的成绩所遵循的路径一样。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思想是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方面,而其时文学的概念不同于今,什么才是司马迁的文学思想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的文学思想。若能在诠释学理论的观照下对司马迁《史记》再作研究,应该还能取得扎实且可观的成绩;跨学科的研究也显得尤为必要。

司马迁笔下有一儒学发展大势

司马迁撰写《史记》,其所云"稽理",即是在"放失旧闻"中探求、在"行事"中验证历史发展的规律、原则与法则,实际上也就是在"求真"。司马迁对于儒学发展大势的认识,也是在"求真":司马迁揭示了儒学最终被尊显的历史选择的必然性,揭示了儒学之品格即体现于儒者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儒学最终被尊显的意义,揭示儒学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性是其最终被尊显的关键。司马迁从儒学内在特质与外部政治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准确地把握并描述出了儒学最终被尊显的过程。

地方特色文化创意化路径研究——以江西为个案

打造江西的文化品牌必须重视江西历史文化名人的创意开发,其创意化可以遵循如此路径:其一,就江西区域历史文化名人的影响力做出调查。其二,对相关历史文化名人在文学、绘画、雕塑、音乐、影视、动漫等各门艺术作出搜集整理与创作。其三,精心选择重点打造江西区域文化的名片,有选择地规划建设历史文化名人主题公园。其四,重视新兴媒介的传播宣传作用。

孟子诗学的研究路径与走势

历代学者研究孟子诗学,分为三大治学进路:经学化/政教观的进路、纯文学/纯诗学的进路、思想史/文化史的进路,这几种研究路径的形成受其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的影响而有特定的研究指向。融通"双重问题意识"是一种全面而恰当地处理孟子诗学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态度。

“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考论——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其中"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一句,被认为是《尚书·太誓》中的句子。此处引文,其语境意义是离心离德者必败亡,同心同德者必胜兴;意在说明同心的重要性。孔子的解说与此意义一致。

孔子天命观问题讨论之综论

孔子是相信天命还是否定天命,论者意见不一,最明显者莫过于郭沫若与冯友兰两先生,根据大致相同的材料,得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基于天命观之发展过程与孔子弟子的其他著作言论加以研究,天有意志的结论似乎更能接近孔子的思想实际,但却有了突出的重人事的思想特色。

朱熹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

汉唐以来的学者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以为孔子编次或者删《书》为百篇,其二是以为《书序》为孔子所作,其三以为孔子以《书》教弟子。随着学术的发展,宋代学者开始对前两方面的认识发生变化。朱熹即表示了不同于前人的意见:于第一方面,至少表现出怀疑态度;于第二方面,则持否定态度。

《论语》引《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说解试析——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宪问篇》"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谅阴"的解释,一是对"不言"的解释,一是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从汉至于清代,"谅阴"之义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指居丧之处,一是指信默。"不言"之义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不言政事,一是指不说话。对于"三年之丧",则多无异议。相比较而言,《尚书大传》"高宗居丧时,三年不言政事"的说法显得更合情理,这与孔子的解说相一致。

“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说解试析——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宪问篇》: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对于"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谅阴"的解释,一是对"不言"的解释,一是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从汉至于清代,"谅阴"之义,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指居丧之处,一是指信默。"不言"之义,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不言政事,一是指不说话。对于"三年之丧",则多无异议。由于今古文家所作的结论均有其文献依据,目前史料尚不能断定何者正确。相比较而言,《尚书大传》"高宗居丧时,三年不言政事"的说法显得更合情理。这与孔子的解说相一致,并且也有文献的依据。

司马迁身世研究综述

有关司马迁身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受宫刑原因及死因等问题的探讨上。对司马迁受宫刑原因的探讨,有自请宫刑说、"沮贰师""诬上"说、"沮贰师""诬上"为次因与"文字狱"为主因说、绝对君权下的牺牲品说、非武帝示意系狱吏加罪说、思想性格悲剧说等。对司马迁死因的探讨,有获罪致死说、自杀说、自然之死说等。

先秦时期对殷周从属关系的认识及其文化阐释

先秦史书显示周战胜殷之前的殷周之间是从属的关系,这种从属关系在先秦儒、墨、法等各家著作中均有反映。周之胜殷,并非落后文明战胜先进文明,这可以从青铜器皿、语言文字等方面得到文化阐释。殷周之间的战争主要产生了从属的关系,姻亲关系则更有利于双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四部分类法之解体探因

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在目录学中的表现即是经部的独尊地位。对经部书籍的科学认识,意味着对四部分类法的真正破坏。四部分类法的解体,是近现代学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