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流动性的概念、驱动与溢出效应:一个文献评述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流动性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问题被国际社会提出。围绕该问题的研究在近几年不断升温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动、跨境资本流动及汇率波动时常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与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因此,这场讨论对发展中国家是十分有利的,在国际金融治理框架和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政策应对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政策涵义,中国没有理由对此缺乏关注。那么,如何理解全球流动性的概念?它受哪些因素驱动以及通过何种机制溢出地影响世界各国?本文对现有文献中的代表性观点进行梳理和评述,为未来的研究打下基础,并提出建议。

前瞻2017：投资理财该进攻还是该防守？（下）——离“L型”底部仅一步之遥

2016年前：三个季度，我网GDP当季度同比增速均保持住6．7％，“L型”底部初见。展望2017年，经济内生动力的培育与“十三五”规划所内含的政策日标之间的互动，将继续勾勒经济在“L型”底部区域运行的形态：从前者来看，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从后者来看，6．5％应是政府必守的经济增长“铁底”。由此，在宏观政策随时准备“托底”的护卫下，经济增速离“L型”底部应该仪一步之遥。

建立系统重要性国家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逻辑与建议

本文以美联储为例,梳理了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央行通过影响风险感知的渠道驱动本国及全球金融周期并挑战全球金融稳定的一些典型事实。基于此,本文厘清了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社会需要建立系统重要性国家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逻辑。最后,本文提出协调机制的宗旨、目标和有建设性的具体建议。这些成果将为2016年G20会议及其他国际多边会议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内的议题设置提供参考。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

海外投资由于涉及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风险很大,要加强风险防范策略的研究和实施。面对实际情况,企业要根据不同国家和项目的特点对各种风险做出具体的预判并做好细致的应对预案;在投资过程中,要密切跟踪蕴含风险的环节,并对发生的风险事件给予及时、妥善的处置。

“L型”寻底：2017年中国经济展望

文章从消费、进出口、固定资产投资、服务业、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对2017年中国经济形态进行展望。分析指出，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因与GDP名义增速的高相关性或小幅放缓；受外需回暧影响，出口增速或出现反弹；综合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形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阶梯下行；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PPI可能在阶段性改善后再次下跌，而CPI受制于食品和房租新涨价因素回落影8向，总体呈温和震荡走势。

全球金融治理:挑战、目标和改革--关于2016年G20峰会议题研究

当前,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不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有效应对措施;对金融危机的爆发缺乏有效的防范机制和应对手段。为此,有必要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以提高全球金融治理的有效性。一是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代表权;二是建立应对资本跨境流动的有效机制;三是增加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全球流动性收缩对新兴经济体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研究

依据全球流动性数量、价格的变动方向关系,识别需求、供给驱动的全球流动性冲击。运用GVAR脉冲响应分析,检验两类全球流动性冲击对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市场压力和股价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需求驱动的全球流动性收缩可能在短期内引起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暂时性上升并威胁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供给驱动的全球流动性收缩则可能在中长期引起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持续性下降并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此外,中国的外汇、股票市场对两类全球流动性冲击的响应速度快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鉴于此,建议新兴经济体通过宏观审慎监管和逆周期调节应对全球流动性需求冲击,通过跨周期政策规划应对全球流动性供给过度。中国还应积极推动宏观政策国际协调和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

扩大内需的底层逻辑与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

扩大内需是2023年中央的首要经济工作,但扩大内需应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达纲举目张、事半功倍之效。本文首先梳理了扩大内需的底层逻辑,明确消费和投资的相互关系,提出内循环的需求倍增机制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地位;分别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探讨了中国长期内需不足的主要特征和结构性原因;通过包含三部门、三市场的内循环分析框架,分析了中国产业发展和结构性改革的未来方向。笔者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主体的信用透支和债务收缩引起的局部性通缩趋势;亟须发挥国家信用优势,以央行购买国债的方式启动民生工程,打破供需双侧瓶颈,最大限度实现扩内需、稳就业、促增长的乘数效应。

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度

本文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度的代表性测度作了系统性梳理和创新性改进。应用改进后的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面临人民币钉住美元倾向、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内制度约束、全球风险偏好下降和美元升值的外部金融约束;弱化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扩大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能够削弱美元升值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约束作用。改用文献代表性测度,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表明本文的测度改进是有效的。最后,本文讨论了中国保持货币政策独立的政策选择。

全球信贷周期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文章利用全球跨境信贷的量价变化关系识别了全球信贷周期,讨论了全球信贷周期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实证结果表明,即便存在资本管制,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依然受到全球信贷周期的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资本流动所受影响的方向存在差异,折射出全球信贷周期具有多种不同的溢出作用机制。概括而言,全球信贷周期可能通过金融渠道影响中国证券投资,通过金融和国际贸易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其他投资,对中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上升能够削弱全球信贷周期的溢出效应;相反,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中国双向跨境资本流动,并在总体上导致净流出。据此,文章主张稳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改革的基本原则与功能分离

本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存在重大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全球治理机构的内在要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力量不对称状态之间存在固有矛盾。IMF配额改革的真正困难在于这种矛盾无法在现行配额体系下化解,反过来又阻碍改革的推进。配额的投票权、出资义务和融资权利三种功能的分离是改变现有配额体系与推进未来改革措施的必要条件。文章在配额功能分离的基础上,对IMF投票权、出资义务与融资权利的分配机制进行了分别探讨,提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改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