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

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已经出现了实体功能有限、程序功能异化以及衍生检警矛盾等诸多流弊的情况下,学界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的理论构建,始终忽略了自行补充侦查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原因在于我们对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认识存在偏差。自行补充侦查并非旨在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帮手",而是需要强调其"监督者"与"引导者"的角色。对于完善补充侦查制度来说,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具有关键意义,更重要的是,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亦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履行、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检警关系的改善所必需。

原始事实与次级事实:警察“刑行交错”问题研究

当前理论界对于"刑行交错"现象的分析往往囿限于"权力识别不能"或"贪图便利"等次级事实层面,因而解释力有限,无法完全解读两种权力交错的真正原因。通过梳理原始事实,可以发现侦查的治理属性、侦查启动模式以及立法者的态度等原因都在催促或默许着公安机关将两种权力交替使用。当下,为契合侦查实践之需求,可以考虑以嫌疑人到案为节点,在到案之前,不论刑事立案与否,赋予公安机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力,而在嫌疑人到案后,则只能采用规范意义上的侦查措施。在未来,实现追诉机制二元化向一元化的转变,由"刑事侦查"走向"警察侦查"是我们最终的方向。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践检视与路径优化

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正式确立至今,最高检在确定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主体的过程中,历经了一系列的变化与波折:从最初的全国推行"多主体、分阶段"的审查模式,再到现在的归口审查模式,不论哪一种方案,都采用了"一刀切"的办法,没有对全国范围内各级检察机关是否具有相应的承受力进行考量。在两种方案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的情况下,最高检应当做的不是立即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范式进行全国推广,亦非对二者进行融合,全新创造一种仅在理论上完美的方案,更为妥当的是从横向上去照顾各地检察体制发展水平,对于有一定基础和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推广归口审查模式;而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人员配备的检察机关,则可以允许其依旧保留原有的分段审查模式。

1979-2019: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研究话语体系的兴起与转型

基于对话语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质。在恢复发展之初,刑诉法学研究以"法政话语"为主导,呈现"弱学理性"的整体面貌;在中期阶段,学术话语成为主流,刑诉法学研究处于一个学理性的发展时期;晚近阶段,微观化、技术型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研究进入了学理性的深化时期。在这种话语变迁之下,隐藏着刑诉理论研究功利主义以及研究方法有限性的问题。未来,研究者应当消除学术研究中的理想主义,生产出具有实践价值的知识产品,同时,注重对实证研究方法等的运用,进一步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