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情不尽曰隐”——沈约天监初之崇佛与梁武帝之关系

沈约天监初年重拾佛教信仰,其实是为了迎合梁武帝推尊佛教的策略。天监六年群臣对《神灭论》进行围剿,是武帝公开以政治权力为后盾,提高佛教地位的行为。尚书令沈约作为朝臣之首,在武帝弘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究竟慈悲论》《六道相续作佛义》等佛教论文与梁武帝对佛义的理解极为相似。另外,沈约晚年的忏悔、舍身、千僧会、八关斋等行为,皆直接或间接受意于武帝。然而沈约对佛教的信仰具有很大的投机成分,诚心不足,是以在临终前露出破绽,激化了其与武帝之间的矛盾。沈约天监年间的崇佛行为及其遭遇,须结合梁武帝方能看得分明,亦可借此观察梁代士人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处的政治实态。

儒释兼容——论沈约的佛教信仰与儒家思想之关系

沈约是齐梁时期极为重要的作家,其思想既包括传统的儒家观念,也含有佛教的某些观念及信仰,表现出儒释兼容的思想倾向。首先,沈约身上体现着儒家入世精神与佛教出世精神的融合,即"干名求位"与"息心遣累"的结合。其次,沈约将儒佛两家的生死哲学相结合,形成了向儒而生、向佛而死的人生境界。儒家思想与佛教信仰的融合,使沈约的思想个性更为复杂,更加多元,也更加具有探讨与欣赏的价值。

沈约“四声说”与转读、悉昙关系的再探讨

沈约"四声说"与佛教之关系是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四声的发现与四声的运用混为一谈,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因此,应该将二者分别开来。从四声的发现来看,沈约虽不是最早的发明人,但却是较早掌握四声规律的作家。四声的发现与掌握,可以从梵文悉昙中的十四音来深入探讨。从沈约著作以及沈约与周颙的交游当中,都可见沈约对悉昙十四音的了解。从四声的使用来看,沈约是最早提出将四声使用到诗文创作当中的人,这一诗乐分离的趋向,颇类似于佛教梵呗式微与佛经转读兴盛的这一情况。转读对声乐美的重视以及转读的某些声法,可能启发了沈约对四声的重视,甚至影响了沈约运用四声的某些规则。

陶渊明的隐居与沈约的郊居——超越的两种形式

陶渊明的隐居与沈约的郊居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引入沈之郊居作为参照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观照陶之隐居。沈约接受了佛教思想,以郊居来排遣俗累,以佛国净土的美妙幻想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陶渊明间接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放弃了佛道解脱法,直面死亡的残酷,在隐居之中完成了对名利之心的消解,对新的人生价值的寻找和确认,以及对死亡恐惧的坚强博弈与最终超越。

论王夫之以“现量”论诗的弊端

以"现量"论诗是王夫之极具创造力的诗歌批评方式,学者研究历来集中在探讨"现量"一词的诗学内涵,而忽视了这一佛教术语转接到诗歌理论中的种种不适。探讨船山以"现量"论诗与传统诗学理论的矛盾之处,分别从现量之"现在义""现成义""显现真实义"着手,分析其不足。"现在义"过于强调审美主体的身观限制而忽视了想象的作用;"现成义"将审美感知与审美传达混为一谈,忽视了诗歌创作中"比量""推敲"的作用;"显现真实义"将审美客体的真实置于审美主体之上,排斥夸张、虚构、想象等手法,不符合创作实际。

王复礼及其《古文未曾有集》考

对王复礼的姓名、籍贯、生卒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对其世系、亲人以及交游情况进行了简单梳理。最后分析《古文未曾有集》一书的成书情况、选文标准及评点特色。

谢庄的政治抉择与文学创作——基于对宋孝武帝朝政治、文化变革的考察

相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来说,南朝时期的皇权处于振兴过程当中。宋孝武帝是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君主专制,削弱士族的政治权力,极大地改变了南朝的权力结构;同时加强对文化的统治和管控,试图在文化上超越士族,取得独尊地位。谢庄于孝建年间屡辞吏部尚书一职,是为了应对宋孝武帝的政治变革,其更深层的政治背景则是南朝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剧烈冲突。谢庄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表明高门士族在政治上失利后,进一步在文化上向帝王妥协,这也标志着宫廷文学逐渐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南朝皇权振兴对士族文学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从谢庄的政治抉择和文学创作可见这种影响之一斑。

修订本《梁书》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修订本《梁书》卷四一《刘孺传》载:(刘孺弟)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学行,工属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迁晋安王宣惠、云麾二府记室,甚见宾礼,转南徐州治中。~(1)按:“起家著作郎”误,应为“起家著作佐郎”。《隋书·百官志》载梁、陈起家之制:“陈承梁,皆循其制官……三公子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令仆子起家秘书郎。若员满,亦为板法曹,虽高半阶,望终秘书郎下。次令仆子起家著作佐郎,亦为板行参军。”

“竟陵八友”之萧衍、沈约三考

萧衍任王俭卫军东阁祭酒的时间,学界颇有争议。东阁祭酒为公府僚属,永明六年王俭开府仪同三司,萧衍任卫军东阁祭酒当在此后。沈约《送别友人诗》有"君东我亦西"之语,升明三年,沈约随萧长懋赴任雍州,范云随萧子良赴任会稽,一西一东。可知此诗作于升明三年,送别对象为范云。有学者推断沈约《秋晨羁怨望海思归诗》作于南清河太守任上,然而南清河郡无实土,故此说为误。沈约《悯国赋》《出重围和傅昭诗》,多数学者认为作于永元三年萧衍围城之际。然而依据沈约与萧衍之关系,及作品情感、用典来看,当作于永元二年崔慧景围城之时。

任昉“兰台聚”与梁初政坛及文坛

南朝时期皇权加强而贵族势力减弱,贵族门第在政治、社会上的影响力日趋衰弱,次等士族凭借文学才能向皇权靠拢,从而获得与高门贵族并驾齐驱的政治资本。任昉之所以能成为文坛领袖,“兰台聚”之所以形成,皆以此为政治背景。任昉在梁初大力提拔后进文士,一度成为文坛领袖,继而外放为新安太守,郁郁而终,其后隐藏的是梁武帝夺取文坛盟主的意志。参与“兰台聚”者门第较低,凭借文才得到梁武帝赏识,在政治、文化上大放异彩,形成了一种新的贵族主义。“兰台聚”实际上开启了梁代文学的序幕,梁代文士之多、文学创作之盛,当放在这一背景下来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