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文化翻译和比较文学的前途

本文探讨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即比较文学研究如何可能,以什么为基础,通过何种方式具体操作等。通过对翻译及"外来性"等问题的考察,本文指出:文学文本中的情感、经验和想象正是我们彼此理解的基础,因此,比较文学的出路在于以人类共通情感为基础,以翻译和具体文化语境中的文本细读为手段,力求促进不同文化母体间的相互理解。

想象的暴力——明清刑科题本与小说对凶杀的再现

本文尝试透过研究暴力的再现这一课题探讨中国明清时代的书写文化。研究材料包括:流行于清代的明清白话小说、清代刑科题本及清代的相关档案文献。通过分析这些材料如何再现愤怒的情状、争夺武器而导致命案以及勇士间的械斗,我得出结论,认为小说作者对暴力的叙述是以最简洁的方式进行的:他们把对细节的想象留给了读者,这种写法用意在于让读者通过积极参与对现场的创造而获得审美愉悦。与小说相比,对受伤身体高度细节化的描写构成清代刑科题本的核心证据,这些描写被置于官方调查的叙事模式和主犯及目击人叙事性证词的脉络中,奇预设效果,是排除读者想象性解释证据的可能性,即,只能存在一种读法:这种读法必须直接导向对"大清律"中所描述的、应受到特定刑罚的特定暴力行为的识别。档案文献中叙事性证词的再现与小说叙事有一些共同特点,如二者均缺乏对暴力的细节化描写。我将摘录三种清代刑科题本来支持上述论点。对比而言,似乎是将以上两种写作方式相结合的明清公案小说在形式上更接近其他小说而非法律文献:公案小说强调对暴力的叙事而非对暴力的描写,为的是激发读者的创造性想象。

重写与戏拟:论《说唐全传》中的幽默,英雄主义,以及充满想象的阅读

分别创作于明末的《隋唐演义》和清朝中期的《说唐全传》是众多讲述隋唐英雄人物的章回小说中最为读者熟悉的两部。本文以细读为主,探讨《说唐全传》的作者鸳湖渔叟如何自觉地游戏于说书及戏剧表演传统和早期小说的写作规范之中,大胆改写风行已久的《隋唐演义》中的英雄形象,戏拟17世纪的文人小说传统,打破读者对于耳熟能详的故事的期待,鼓励新颖的阅读实践和阅读愉悦,从而把白话小说作为一个文人文体推上了娱乐性写作的新层次。

我的老师夏志清

＂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如今我们知道的关于张爱玲的最重要的评价,均出自夏志清之口。有人说,是他发掘了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大前年冬天,夏志清在纽约去世,有人说,在文学批评家饱受争议的今天,随着他的离去,曾经的文学批评的时代也在隐退。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方式及其局限

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该书作者梅维恒一方面采用韦得-贾尔斯音译系统,另一方面又希望平均水平的本科生都可以读懂,这是一种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除了全书的结构问题之外,本书对传统标签和范畴不加思考地使用,过分依赖一些陈旧的中国文学史论述,从而使得该书成了一个章节有好有坏、结构杂乱无序的大杂烩。

雅俗江湖·书剑金庸: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

2018年初冬,一代作家金庸先生逝世。他的作品影响之广,纵贯世界华人文化圈。恰似昔日邓丽君的歌声用音符记载中国文化的灵性,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则营造出了中国人心中的“庙堂”“江湖”“兄弟”“侠义”……如果再考虑到金庸先生颇为传奇的家世,还有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的禁毁与流行,以及由他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可以说,金庸先生为华人世界书写了一部历史与文化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