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科学研究对舞台表演的启示

笑可分为三种:快乐之笑,幽默之笑,社交之笑。快乐之笑很少出现,它的外在标志是眼轮匝肌的运动,其驱动力只能是来自内心的高兴,所以最难表演。幽默之笑是不和谐造成的笑,比较容易人为创造,其神经机制和面部肌肉运动与快乐之笑类似;幽默之笑是喜剧之笑的主体,只要演员把幽默体会到位就能自然地笑出来。社交之笑不需调动眼轮匝肌,属于交际的一个环节,与高兴无关,表演起来几乎没有难度。在现实中,说笑的人地位高,往往是男性;听者地位低,女性偏多,经常“自贬”,显得木讷,是笑的靶子。在剧场中,演员虽然是说话者,却是笑的对象,所以往往“自贬”,显得木讷,而观众却颇有优越感。

论王佐良的外国文学史观

王佐良认为中国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应当超越英美模式和苏联模式，从中国的传统文学研究中吸取营养，通过叙述和片断翻译来展示原著，将叙述和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诗意的语言充分展示著作的文学性，同时还应具有全局观，并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这些中国人的强项只要得到充分的发挥，就有可能撰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

古希腊文学中的“善”

古希腊文学非常重视对“善”的追求,但他们判断“善”的标准有些特殊:他们的“善”与“幸福”紧密相连,善良的人不会羞于谈论自己的利益,往往把“幸福”当作善的不可或缺的成分来追求;他们的“善”是一种功能,必须通过积极的行动体现出来,而不是静止的个人修养;他们“善”的还具有“优秀”的意思,与勇敢、智慧、力量等概念相联系,与软弱是不相容的;对这种“善”的热衷容易滑向“善”的反面。

基督教的罪及其在悲剧中的表现

基督教的罪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做坏事,更主要是指以自由意志为动因、以骄傲为特征、以关系破裂为标志的行为。这些特点也是西方悲剧的本质特征。可见基督教的性恶论与悲剧有着内在的关联,难怪悲剧在西方文学中占有特别崇高的地位。

传统戏曲话语模式新论

根据话语模式理论,传统戏曲的曲词属于抒情话语,宾白大都属于叙述话语,对口白可以划入戏剧话语;从言说的独立性来看,戏剧话语最独立,抒情话语最缺乏独立性。因此,作为戏剧本质特征的代言体应当建立于戏剧话语之上,而不是建立于抒情话语之上。

谈外语界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若干缺憾

外语界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有些美中不足 :过于重视语言形式和语言技能 ,忽视了知识面的扩大、思辨能力的提高 ;局限于国别文学的研究 ,不重视不同国度文学的横向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联系 ,很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热中于语言的实用功能 ,忽视了作为大用的思辨和研究。外语界人士这么做的重要原因在于外语学习本身的难度 ,但阻力也可以成为动力 。

新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主义

西方主义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的结果。新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主义主要有四种。第一、视西方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文学,把当代西方文学看作颓废的艺术,象征着资本主义的末日,对偏离现实的、不采用通俗形式的文学持否定态度。第二、将西方看作理想的乌托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着发展的方向,其制度比较民主,充分肯定他们的个人奋斗,高度赞扬其怀疑和思辨的精神。第三、带有普世性质的西方主义:断定西方文化具有普适性,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是一样的,只能按照西方的道路发展。第四、将西方看作文化帝国主义:认为普世主义背后有意识形态的操控,夸大了西方文化的优点和普适性,贬低了本国的文化。

新中国外国戏剧翻译与评论的量化研究

从1949—2010年,我国共翻译出版了4661部外国戏剧作品,其中数量位列前10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1318)、俄国(996)、法国(460)、美国(329)、日本(294)、希腊(217)、德国(211)、意大利(154)、挪威(101)、西班牙(72)。期间共出版了270册外国人研究戏剧的著作,数量位列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俄国(96)、美国(56)、英国(37)、法国(14)、德国(13);出版了300册中国人研究外国戏剧的著作,数量位列前5位的国家为:英国(102)、美国(25)、挪威(9)、希腊(9)、德国(8)。除莎士比亚戏剧以外的最流行的10个剧本为:《伪君子》(19版),《吝啬鬼》(18版),《玩偶之家》(17版),《浮士德》(16版),《阴谋和爱情》(15版),《樱桃园》(14版),《在底层》(14版),《钦差大臣》(14版),《大雷雨》(12版),《美狄亚》(12版)。最有市场的10位剧作家为:莎士比亚(1110版)、莫里哀(196版)、易卜生(93版)、奥尼尔(86版)、高尔基(77版)、欧里庇得斯(69版)、契诃夫(57版)、阿里斯托芬(44版)、埃斯库罗斯(41版)、萧伯纳(41版)。

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的历时的量化研究

20世纪中国学人翻译了31885册外国文学作品和1580册外国的文学研究著作,出版了2391册本国人研究外国文学的著作;5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中后期为三个明显的高峰,1911前后、1931-1932、1937之后、1949-1952、六七十年代、1993-1995为六个低谷。整个20世纪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末11年出版841册外国文学作品;民国年间年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6069册、外国的文学研究著作466册,本国学者撰写外国文学研究著作329册;新中国成立之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24975册、外国的文学研究著作1114册,本国学者出版了外国文学研究著作2062册。

认知视野中的创作主体——评克莱恩的《莎士比亚的大脑》

克莱恩运用认知科学的理论研究了六部莎士比亚的戏剧,得出了很有价值的结论:哈姆莱特这个现代主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容器,内部的观点非常复杂,以至于难以下决心去完成莎士比亚派给他的复仇任务;《错误的戏剧》说明家庭空间的扩大为主体的成熟创造了横向的空间;《皆大欢喜》展示的是阶级壁垒的突破为主体的成长提供了纵向的空间;《一报还一报》讨论了主体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第十二夜》演绎了追求者与被追求者之间的尺度;《暴风雨》呈现的是空间的局限性以及通过声音来超越这种限制。

镜子神经元视野中的文学模仿

意大利科学家里左拉蒂等发现,人脑中有一种神奇的镜子神经元,它不但在自己身体运动的时候处于兴奋状态,而且在观察他人行动的时候也同样处于活跃状态。由此镜子神经元就像镜子一样把他人的动作在脑中进行模仿,读者与人物之间有一种"运动对等"。这种模仿可以分为简单模仿与复杂模仿,也可以分为内容的模仿与形式的模仿,往往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特点。通过镜子神经元原理可以把西方文学的模仿从作家对现实的模仿延伸到读者对人物动作的模仿。

吴兴华的莎士比亚研究

吴兴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谈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并仔细比较了《威尼斯商人》和作为该剧原型的意大利故事,发现莎士比亚突出的是借贷资本家夏洛克和商业资本家安东尼奥的矛盾,整个剧本以这个冲突为核心,而非以种族矛盾或者个人仇恨为核心,对金钱至上的商业精神和冷酷的法律精神进行了批评。吴兴华认为,波希雅和她所强调的仁慈是拯救资本主义的真正良药,但她的理想具有乌托邦色彩,难以付诸实践,只有在后来的悲剧中,莎士比亚才合理地把善恶双方摆到了旗鼓相当的层面上。

论西学研究的地位和方法

中国的西学研究应当纳入中国学术的范畴,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有三种:以西格西、以西格中和以中格西。以西格西的方法要求人们不断地将西学深化,直接进入西方人的境界,但其目的仍然在于为本国学术输入新鲜血液,否则就会外不如西方人,内不为本国所用。以西格中就是创造性地运用西学,为发展中国学术服务,但不能将西学教条化,并毫无同情之了解地用来解剖中国的学问,否则就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以中格西就是在充分掌握了中西学术的真谛之后,自觉地将本国的智慧运用到西学的研究中去,使中国学术走向西方,使西学因此得到巨大的发展,但这一充满希望的向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论詹赛恩的《我们为什么阅读虚构作品》

美国认知文学批评家詹赛恩在《我们为什么阅读虚构作品》中指出，心灵阅读是人的基本生存技能，小说能够训练并挑战这种技能，所以受到人们喜欢；小说可以把多层次的意向性嵌入作品，制造出意向性的迷宫，丰富作品的内涵；小说也可以通过控制表象后面的元表象，使信息的源头出现错乱，考验读者的元表象能力；普通不可靠叙事往往鼓励读者相信叙述者，但读者后来又出乎意料地发现有些地方并不正确，侦探小说从一开头就提倡怀疑叙述，属于典型的元表象游戏。

美国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翻译与评论之量化研究

本文将对美国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翻译与评论情况进行量化研究.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一共出版了4316册美国文学作品,翻译了203册美国人的文学研究著作,撰写了92册研究美国文学的著作,三者之和处于第二位,仅次于苏联；从历时的角度看,20世纪4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属于美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三个明显的高峰期,20世纪20年代、1949年左右、1993年左右处于低谷期,六七十年代几乎中断.最畅销的10位作家为: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埃德加·巴勒斯、西奥多·德莱塞、欧内斯特·海明威、西德尼·谢尔顿、萧逸、纳撒尼尔·霍桑、欧文·华莱士、玛格丽特·米切尔.最受欢迎的10部作品为:《汤姆·索亚历险记》、《飘》、《汤姆叔叔的小屋》、《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红字》、《白鲸》、《马丁·伊登》、《嘉莉妹妹》、《小妇人》和《绿野仙踪》.

试论西方戏剧的视野

巴赫金把视野分为人物的内视野和作者的外视野。内视野中的人物形象与外视野中的人物形象在空间、时间和思想含义三方面都有一定的区别 ,前者比后者更具丰富性和发展性。西方剧作家在利用外视野来塑造人物时 ,比较重视正面人物的内视野 ,把他们的性格描绘得比较丰富 ,而反面人物的内视野较为有限。

国人对“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误读与建构

马克思的"莎士比亚化"指的是作者应当掌握历史的发展方向,赞颂进步的阶级,批判没落的反动阶级;"席勒式"是指作者将腐朽的阶级当作时代的精英来描写。但许多学者错误地将这两个概念理解为形象化的创作和概念化的创作,并将恩格斯提到的"现实主义""福斯泰夫式的背景""生动性""丰富性""性格描绘"纳入"莎士比亚化"的范畴,把他的"观念的东西""思想深度""历史内容"当作"席勒式"的要素,构建出一套与原文无关的话语。

内部发行外国戏剧的考据与研究

在"文革"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内部发行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戏剧:"文革"前31部,"文革"期间55部,"文革"之后28部,共为114部。这些禁书是精心挑选的、翻译质量上乘的作品,尽管在官方看来它们是"毒草",但对不少普通读者来说它们充满诱惑力,是那个年代的最重要的启蒙读物,有人甚至为了读这样的书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47部苏联戏剧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不少社会问题进行了批评,并探讨了各种改革的可能性,被看作否定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著作。以美国和日本为主要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戏剧大都从不同的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做了一定的批评,但以当时的标准看,都是反动的,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文革"前内部发行的外国戏剧,艺术性较强,学者对剧本的评价虽然已经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但还有一定的合理性;"文革"时期的外国戏剧,基本上是当时在国外最流行的作品,大都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汰,对作品的评价基本上是简单化的批判;"文革"后的内部发行的作品,受政治干扰的成分明显减少,评价逐步趋向合理。

谈读书三境界

读书的第一阶段偏重语言形式的学习,对于内容并不十分关心,属于"胡言乱语"的境界;到了第二阶段,语言形式已经基本掌握,但还难以直接阅读伟大的著作,通常读的是别人消化名著之后写出来的相对简单的书,就像小孩子接受吐哺一样;到了第三个阶段,人们在语言形式和思想能力两方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往往超越语言,直接神游慧海。从低的境界往高的境界攀登非常艰难,从高的境界走向低的境界非常痛苦。

试论外国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救亡与启蒙作用

通过外国文学来救亡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使自己的文化逐步现代化,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另一条是向苏联和东欧学习,鼓励采用暴力的手段驱逐列强。外国文学的启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作用:利用外国文学传播先进思想;利用外国文学对文学本身进行启蒙,使文学性凸显出来。救亡比较重视感情,只需要有限的启蒙精神;启蒙属于理性的领域,可以对一切进行怀疑,包括救亡活动。救亡和启蒙的内在矛盾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当时外国文学界各种论争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