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功利主义伦理文化观

康有为的功利主义伦理文化观何金彝中国是世界上伦理文化最浓重的国家，其深沉的伦理文化不仅覆盖东亚，而且辐射南亚及其周边国家。这种传统伦理文化曾经是构建中国社会的基因和维系中国人感情的精神纽带。孔孟儒家制作的以“崇义抑利”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是自然经济农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美国的两党制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通过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制度亦称政党政治,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是统治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一种方式。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美国实行共和党与民主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

康有为的妇女观与卢梭的平等说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家,这一思想渊源于法国思想家卢梭。康有为高举卢梭“天赋人权”大旗,批判汉儒的“夫为妻纲”,主张解放中国的千千万万女子。康有为遵循卢梭“不平等起源说”的思路,主张取消私有制,女子皆可为公工、公农、公商,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奠定男女平等的经济基础。康有为依据卢梭主权在民论,争取女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允许男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完全平等权利,实现真正男女平等的大同世界。

康有为的科技观与培根的《新工具》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亲眼目睹了科学技术改天换地的巨大威力，转而提倡物质救国，呼吁科学兴邦。他认为欧洲文明发源地是英国，英国物质文明首倡者是培根。因而他讴歌培根是实验学派的先驱，拨千年黑暗而致万里光明，推动欧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世界。康有为受到培根《新工具》批判道德哲学的思想启发，指出中国积弱原因之一亦在于重道德而轻物质科学。他模仿培根《新工具》著《物质救国论》一书，走近了培根的科学论，标志着康氏从政治道德救国论向物质科学救国论的思想转型。康有为接受了培根把人的力量拓展为知识的力量能改变人类命运的论断，认为西方文明先进与东方野蛮落后的反差，是知识的高低与科学的盛衰所造成的。康有为提倡科学的目的与培根不同，康氏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培根提倡科学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人格智能浅议

人类的发展实际上是智能的发展,加强对智能的发掘,将关系到每一个个体、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的未来。一、智能学正在产生与发展之中 一个世纪以来,不少心理学家研究人的智能,研究个体身上的智能差异问题。法国的比内与西蒙设计了第一个智能测试法。

《人论》——文化哲学人类学的导引

卡西尔是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代表人物。马堡学派把康德的见解应用到自然科学的理解上,强调每一种必然知识的先验的性质。卡西尔的《人论》不研究旨在发现“实在”的本体论,他象康德那样,不是研究客体,而是研究我们认识客体的方式。他进一步扩大康德“批判方法”的应用范围,把康德的“静态的”理性批判改造成“动态的”文化批判。

对X、Y、超Y理论的哲学分析

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二十世纪初古典科学管理理论;二十年代以后的人际关系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当代管理理论。每个阶段出现了许多理论家及学派,X、Y、超Y理论是贯穿于三个阶段的较有代表性的理论。

傅立叶《新世界》与康有为《大同书》之比较

关于康有为《大同书》受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问题,迄今还无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些学者虽然对此作过一些推测,或舍本逐末,或南辕北辙,使人如坠云雾山中。如第一个把《大同书》译成西方文字的汤普森(Laurence G·Thompson)在英文版《大同书》引言部分说:“这本书的确被认为是一部具有首创精神的著作”,同时“无论人家说西方文化给作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除了人们看到书中提及马克思和苏格拉底的名字外。

戊戌后康有为对西方哲学的受容与折射

康有为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理论的奠基者,这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康有为哲学思想的研究只是徘徊在唯心还是唯物的判断阶段,迄今尚未追根溯源、窥其堂奥,寻找其哲学思想的西学源头,理清其哲学思想的中国流向。戊戌后康有为在国外流亡16年,在周游31个国家的过程中。

论康德的人权思想

康德身处18世纪启蒙时代,他的人权思想是这一时代的反映;康德又是德国思辩哲学的大家,他的人权思想深深地打上这种哲学特有的印记;康德作为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产儿,他的人权思想又笼罩着这个阶级的阴影;康德被公认为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的人权思想给了后人以诸多的启示与影响。康德人权理论是启蒙时代人权理论的德国版。它的基本出发点是确立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的自主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与启蒙时代的思想任务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它的两个基本内核即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理性,是与启蒙时代的一般思想认识高度相关的;它所具有的阶级性,是与启蒙时代思想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有着共同性。但是康德的人权思想与其它启蒙思想家的人权思想相比又有许多独特之处,本文论述它的独特性。

杜尔干的方法论

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亦称杜尔干)

评萨特的伦理观

萨特在《存在主义哲学》一书中谈及的“自由”、“意志”、“人的本质”等伦理观点,具有一定的迷惑力。因此,对萨特的伦理观,认真地进行分析,揭示它的实质和社会背景,乃是十分必要的。一。

论孙中山康有为建设中国的共识——以《实业计划》与《物质救国论》为中心

孙中山先生撰写的《实业计划》,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向受到重视,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思想,被恰当地誉为“提出了一个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规模很大的设计方案。”与此几乎同时出版的康有为撰写的《物质救国论》,却一向遭到轻视,被不恰当地贬为“否定革命思想,对革命运动搞一个釜底抽薪之计”。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变革中国政治的理论支柱之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依据孟德斯鸠学说构建的新“政体”,是从改革清朝的官制作突破口的.地认为改变政体,也就是“变官制”与“正定官制”为同义语.他说:“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行.”因此,变官制为变法之本,是变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

康有为的全变思想和创造进化论

在研讨康有为辩证思想的众多论著中,许多哲学家界定他是继承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糅合西方进化论的观念,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庸俗进化论社会观,这一论点几乎覆盖了所有中国近代史著的空间.如果我们对康氏的哲学观,辩证观和历史观作一全面综合分析,就不难发现康氏并没有在变易的河边止步,也没有在庸俗进化的山前徘徊,而是突破了变易论的城池,向全变论的层面攀登,涉过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走近创造进化论的新岸.

进化与传播·适应与冲突——外国民族学家文化观的启迪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民族学在西欧与北美兴起,不少民族学家开始探讨文化发展的规律,并形成了各种流派。按三个历史时期划分,主要的学派是:十九世纪的古典进化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传播学派、美国的博厄斯学派;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背离族体心理学派,进化主义的复兴学派,传播主义的维也纳学派等;虽然他们是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考察文化,但对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变迁、文化的内在矛盾运动,还是大有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