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

通过神龙政变复位后,中宗先是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君,其后基于承继武周政治遗产的需要,很快又放弃中兴宣传。睿宗及玄宗并不认可中宗接续武周正统的做法,故恢复了对其中兴之主地位的认定,神龙功臣则被书写成实现神龙中兴的关键人物。随着顺宗神主附庙,不仅中宗中兴君主的地位被否定,宪宗君臣还改定了中兴的成立标准,中宗最终由中兴之君退化为反正之主。与中宗反复不定的历史定位相比,官方对神龙功臣的评价却始终比较稳定,二者出现了迥异的政治分途。中宗历史定位的反复与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局紧密相关,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兴观念的演变。

唐大中年间宣宗经略党项政策之演进——以石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王宰墓志》内容的分析,可知在经历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役失利后,宣宗在大中四年五月至九月间重启了针对党项的大规模作战。与大中二年相比,大中四年之际宣宗对唐军的指挥体系、兵员组成、作战重点均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但受到党项截击交通路线的影响,唐军物资运输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在经过河东节度使专征以及京西北、关东藩帅并行的“双头体制”等尝试后,宣宗命以文臣出身的白敏中全面负责征讨党项事宜,经略方式也由单纯的军事征伐转变为招抚与征讨相结合,最终促成了党项问题的解决。

石刻资料所见唐前期戾太子史事书写范式的生成及演变

唐前期先册立的太子往往不能顺利继承皇位,作为失败方,他们惯常被当权者比附为戾太子,在石刻资料中形成了固定的书写范式。依据不同的现实需要,当权者或强调戾太子擅自发兵的谋逆罪行,或凸显戾太子遭致奸臣诬陷,或对应戾太子得以礼葬及追谥等不同的政治活动,为定罪、平反及重构昔日储君的政治形象提供了历史依据。该书写范式的生成,与唐前期皇位继承斗争激烈的历史背景、戾太子史事本身的丰富性及唐人喜好比附汉代政治人物的习惯做法密切相关。此书写范式虽然促进了戾太子史事的传播和扩散,但使得失败者的形象趋向单一化,正达到了当权者所期待的政治效果。

贞观六年唐太宗纵囚事再议

贞观六年(632)年末,唐太宗在录囚之际,命死囚近三百人暂且归家。翌年秋末,归家之囚依照约定悉数至狱,于是太宗下诏予以赦免。白居易将唐太宗贞观纵囚之举视为太宗的德政,在《七德舞》诗中大加赞赏[1]。欧阳修则作《纵囚论》予以贬斥,认为太宗所为是沽名钓誉之举[2]。虽然欧阳修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主要是基于史实的合理性及道德价值观进行的逻辑推演,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从而忽略了太宗行事背后丰富鲜活的历史场景。

“汉朝故事”与唐高宗、武则天政局

永徽显庆之际,高祖、太宗日常行政效仿“汉朝故事”的做法得以赓续。高宗利用“汉朝故事”为政治依据,执意更立武氏为皇后,废黜太子李忠,又一并清除了长孙无忌等辅政大臣,在此过程中皇权得以加强,皇帝威权得以树立,此后高宗行用的“汉朝故事”便较少关涉重大的政治事件。武则天统治时期“汉朝故事”同样被重视,但对政局的影响力有限,远不及唐初之时。

前朝“故事”与李唐开国史之构建

"故事"指前朝往事、旧制或惯例且又被援引者,是中国古代行政运行的重要参照,向来为学者所关注[1]。汉魏以来,核心统治圈层时常在议政、决策或官方文献中称引前朝"故事",成为朝廷施政的惯常做法。隋末离乱之际,李渊集团借助前朝"故事"进行国家构建,奠定了有唐一代遵循"故事"的政治基调。以往关于唐代"故事"应用情况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