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疑到正视:本-古里安的中国观变迁与冷战时期的中以关系

以色列是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地区国家,但中以两国在冷战中却经历了积极接触、激烈对抗再到最终和解的复杂历程。作为现代以色列“国父”的大卫·本-古里安,从以色列建国至其去世前,对中国的态度与认知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并可大致以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初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作为政府首脑的本-古里安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但其对新中国简单化和符号化的理解导致他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抱有相当怀疑的态度,其与西方阵营结盟的战略规划最终也加速了中以两国的分道扬镳。在后一阶段,本-古里安倾向于用更加长远的角度正视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新中国的崛起,并呼吁以色列社会以及西方世界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本-古里安对中国的分析研判从多个方面影响了冷战时期以色列的对华政策,为理解曲折的中以关系以及复杂的全球冷战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本-古里安后期的中国观兼具哲学历史高度和现实政治维度,也为世界对中国的观察增添了一种独特的犹太—以色列视角。

从“联美制苏”到独立自主的地区和平政策:中国与中东和平进程(1977-1982)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面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扩张态势,中国基于“联美制苏”的总体方针在中东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中国积极支援地区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努力,质疑和抵制美苏作为联席主席的日内瓦会议机制,同时反复告诫美国在推进阿以和平时必须平衡双方诉求。中国的这一系列立场与活动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进程得以启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重点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进入80年代,在中国重新思考自身与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之间关系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暴露出难以客观公允地持续推动中东和平的严重局限。作为主动“告别冷战”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转而坚定地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路,通过加强自身与中东各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支持中东地区真正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

技术特征、政治障碍与美国对外军售——以对中东无人机军售困局为中心的考察

在美国的对外军售中,对中东地区的军用无人机售卖是一个值得考察的议题。近10年来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希望该地区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然而,美国始终未能向其中东盟国出售它们高度关注且亟需的军用无人机,反而“坐视”多个国家进军这一不断壮大的高科技军品市场。美国内有关人权问题的党争政治化和对技术扩散的担忧,是美国向中东国家出售无人机的主要掣肘,而出于对武器装备体系与地区战略平衡的考量,美国也并未在官方层面阻挠其地区盟友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渠道进口军用无人机。武器装备自身的特性、中东国家更加谋求战略自主的现实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制约,使美国目前在中东无人机军售议题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但应注意美国在面临重大挑战后对其军售政策采取相应调整的可能性。

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

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制裁使全球不同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粮食安全和能源价格等方面给阿拉伯世界造成不小的冲击和影响。阿拉伯国家虽然在表态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遵循“不选边站队”的中立原则并实施对冲政策。美俄两国在中东影响力的相对下降、阿拉伯民众对于俄罗斯军事行动与西方“双标”的不满以及这场国际危机在战场内外所呈现的僵持局面,都促使阿拉伯国家拒绝去主动追随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在更宏观的维度上,阿拉伯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取向还受到冷战时期经验教训以及数字时代新型大国竞争所带来的观众效应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彰显了“中间地带”概念在新时期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回归与转型。今后,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新型“中间地带”国家在大国竞争中“左右逢源”的趋势将进一步凸显,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并成为抵制大国关系重回全面冷战的有力支柱。

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偏好及安全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采购、研发和装备军用无人机的行列之中。特别是在全球“安全洼地”的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不仅实际投入使用的次数最多,其种类和应用场景也十分丰富。目前有关无人机使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安全影响的讨论及预测层出不穷,但大多缺乏基于现实发生的不同案例的深入研究和追踪比较,同时在理论层面也未得到系统的探索和归纳。根据不同的对抗阶段以及空中优势归属所形成的敌对双方状态差异,本文把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归为四种类型进行考察。不同的使用类型会在无人机系统所受威胁程度高低以及无人机行动有无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产生分野,而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会给攻(使用方)防(目标方)双方的无人机运用和应对带来相应的选择偏好。尽管在四种类型中攻防双方的动机与行为有所区别,但从总体上看,军用无人机使用所产生的安全影响却相对一致,即一方面会推动敌对双方较量冲突频次的增加,但另一方面难以造成冲突烈度的升级。通过梳理和分析各方在中东地区近年来一系列无人机使用的真实案例,本文的相关理论假设得到了验证。

在课程教学中践行“三位一体”教育理念--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史”课程为例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不仅是清华大学所确立的教育理念,也是其全面建设一流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教育理念是依靠整个教学过程实现的,这就需要教师深刻领会并自觉践行,特别是准确把握价值要素在育人行为中的首要地位。在世界秩序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让学生正确、全面、有重点地把握最近一个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国家的互动并以此真正理解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故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史”课程为例,聚焦课程目标的设计和教学过程的实施,探讨如何在“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引领下提升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伊斯兰政党世俗化改革动因及运作机理探析——以东南亚和中东宗教政党重组转型为例

宗教与民主制度的碰撞与融合,不仅是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为研究许多国家的政教关系提出新的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宗教政党在当代政治生活中保持着活跃的状态。在东南亚、西亚和北非一些穆斯林占主体且拥有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中,多个伊斯兰政党在重组后进行了温和化/世俗化转型,并借助议会选举崛起为本国不可忽视的主要政治力量。现有理论主要从社会变迁、政治学习及民主政治的制度环境等视角出发,讨论了伊斯兰政党改革的内外动因,但却难以解释为何这些政党转型的幅度往往大相径庭。本文认为,为回答上述转型的幅度问题,伊斯兰政党组织内部的运作机理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点。政党生存危机与重组行为的发生,为意识形态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外部驱动力和机会窗口。伊斯兰政党领导层的权威强度会对组织制度的模糊性强弱产生直接影响,即组织权威与组织制度之间的内部互动使宗教政党在意识形态转型方面产生幅度上的区别。通过追踪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主要宗教政党的重组转型过程,辅以摩洛哥与马来西亚两国为检验案例,本文对上述解释在不同民主制度环境下的普遍适用性进行了论证。

以色列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路径及特点

以色列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确保国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接受到形式多样的创新创业教育。以色列创新创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国家特色,呈现出国民终身教育、支持保障有力、重视大学引领、学术与产业融通等特点,其相关经验是其他国家实现创新型国家发展目标的"他山之石"。

时空约束与美国对中东国家武器转让策略

武器转让是美国实现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寻求武器进口的中东国家制定了差异化策略。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分析维度,作者认为威胁紧迫度的高低与战略选择空间的大小影响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议价能力,从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两个层面塑造了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武器转让策略,进而决定了其是否会向中东国家提供具有战略价值的武器以及接收国在武器获取数量上的满足度。借助大量解密档案及相关资料,作者以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以及卡特政府时期对土耳其、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中东国家的武器转让案例验证了这一发现。通过关注美国政府战略考量在时间和空间条件约束下形成的认知,作者认为威胁紧迫度和战略选择空间是美国武器转让策略的决定性因素,使美国对中东国家转让武器时保持了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

沙特政教关系变革与社会话语重构

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奉瓦哈比派教义为国教,在政治领域和公共生活中践行瓦哈比派传统及其价值观。为实现经济多元化并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萨勒曼父子在掌权后推出了“2030愿景”改革战略。推进这一目标既需要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又需要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氛围,因而也就与瓦哈比派保守、排他的教条传统相悖。由此,以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为核心推手,沙特开始自上而下推动政教关系的变革,并尝试塑造新的社会话语:一方面,利用“温和伊斯兰”概念消解传统的保守宗教理念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并通过倡导各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展现一种平等、多元的姿态;另一方面,建构“国族”观念来强调服从国王和王储、热爱国家,试图以“国族”而非宗教为纽带将沙特各方力量以王权为核心黏合为一体。通过分析沙特政教关系改革的具体举措、“温和伊斯兰”和“国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内涵、动力和制约因素,本文发现沙特近年来的政教关系调整与社会话语重构既服务和助推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改革,也为其尝试缓和与稳定地区局势的外交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这些成果是否可以长期延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努力能否真正成为沙特国家制度的一部分。

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特征、演化及影响

2010年底以来,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两波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浪潮,而社交媒体在这之中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从以“社交”为动力的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升级为以“场景”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社交媒体传播工具实现了从单纯建立人际联结到更加注重情感体验的智能化和视频化转向;青年和意见领袖相结合成为参与主体,同时女性在性别鸿沟加剧的逆境中持续发声的努力也更加凸显;舆论场中的民间、官方和国际社会三方呈现出割裂与碰撞并存的局面,而信息战攻防强度升级与平台“武器化”的新趋势则进一步增加了撕裂对立的风险。考虑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垄断及信息流操纵,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以更加全面和审慎的态度看待媒介技术赋权。在利用社交媒体更快发现和掌握自身社会治理问题的同时,阿拉伯国家也应当加大关键平台的建设力度并提高其管理水平,掌握舆论情势引导的自主权,以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或混乱。

以色列与中国建交的历史考察--基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涉华解密文件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两个多月之后,以色列便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此后的40多年一直未能建交,其中美国因素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是两个最重要的外部致因。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近年来解密的大批冷战时期涉华文件显示,无论是在以色列与中国接触之初,还是在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以色列就其对华政策都进行了相当多的思考与内部讨论。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以色列始终把与中国建交视为其获得亚洲和第三世界承认的关键一环,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坚持对华接触路线,并为之做出一系列相应的努力。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以色列逐渐在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推进双边民间往来,以及借助美国、国际组织等间接渠道推进对华关系,两国最终于1992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阿拉伯穆斯林的伊斯兰信仰与其内政外交偏好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差异和矛盾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伊斯兰信仰究竟与伊斯兰国家民众对内政外交的认知和偏好有着怎样的联系?国际学界围绕"文明的冲突"和"融合—温和化"等理论展开了多轮论争,然而基于微观数据所进行的定量研究却相对有限。本文利用"阿拉伯晴雨表"在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民意调查数据,将伊斯兰信仰分解为"个人宗教虔诚度"和"政治伊斯兰倾向"两个不同维度,以考察其与穆斯林民众的民主偏好及涉外态度之间的关系。通过累积Logit模型回归,本文发现个人的宗教虔诚程度与民主偏好无显著关系,但政治伊斯兰倾向总体上与对民主概念的支持度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对外关系方面,回归结果表明,个人的宗教虔诚与政治伊斯兰倾向均与反西方情绪呈正相关,对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其他中东国家态度则更为积极但存在类型差异。同时,本文探讨了阿拉伯民众对"民主"的具体认知与目前西方政治学主流定义之间的出入,验证了穆斯林对伊斯兰主义组织信任度与其民主偏好相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我们理解和研判不同宗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全面地审视和反思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都具有一定意义。

巴勒斯坦暂停地方选举:“救命良方”还是“延时炸弹”?

9月8日,位于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高等法院宣布,暂停原定于10月举行的地方选举。原定于10月8日举行的巴勒斯坦地方选举,是十多年来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同举行的首次地方选举。巴勒斯坦高院称,之所以暂停这场选举,是由于其未能涵盖东耶路撒冷地区,并且需要时间来对加沙地方法院此前取消部分候选人参选资格一事进行裁决。

土耳其与以色列:“和解”在即,暗战未已?

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冰封五年半之久的关系最近有了解冻的迹象。先是在2015年12月中下旬,多家媒体披露两国在瑞士闭门协商,并就和解达成了初步协议;随后在2016年1月初,双方领导人又都公开表达了对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支持。不过从目前来看,虽然土以高层关于和解的调门颇高,但是双方在解除加沙地区封锁等问题上仍然有不小分歧,同时两国内部对和解也有不同声音。

从秘密合作到公开对抗——也门与以色列关系演变

随着也门危机升级,被许多人当成＂局外人＂的以色列开始被一次次提起。除了30多年来一直宣称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伊朗反复指责以色列暗中帮助沙特,胡塞武装领导人也公开表示,沙特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实质上是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邪恶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在胡塞武装的旗帜标语中很多是反以和反犹的内容。纵观历史,以色列与也门的关系远比标语口号宣示的复杂。

十问索罗斯

金融危机有没有第二波?东欧国家能否挺过来?去问索罗斯。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推手,他出生在东欧国家匈牙利,6月,他来到中国,谈他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看法。

犹太极端主义:以色列的旧疮新伤

7月30日，一名信奉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同性恋大游行时持刀连刺六人，一名少女因伤重不治身亡；次日凌晨，位于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村庄杜马遭到一伙蒙面歹徒的纵火袭击，一名巴勒斯坦婴儿被烧死，其父也在送医几天之后宣告医治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