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商品、元数码私有制和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支点

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仍需按照马克思创立的经典路径前行,以分析商品、私有制和劳动形式发生的新变化为理论支点。资本主义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平台成为人类活动必然竖立其上的数字化基质,它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统一,也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统一。任何发生在平台的数字行为都会把作为劳动对象的元数码塑形为元数据,元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原料又进一步被塑形,从而生产出数据商品及其建构的商品空间。其中的关键是资产阶级拥有平台,因此一开始就决定了其生产的一切都归资本家所有。生产元数码以及把元数据塑形为数据商品的劳动是传统雇佣制下有酬的数字雇工劳动;把元数码塑形为元数据的劳动则是新型交往雇佣制下无酬的数字受众劳动。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的让渡和使用,一方面通过数字零工掩盖传统的契约雇佣,一方面通过社会交往、日常生活把受众的劳动力并入自身。受众劳动是复写劳动,用于交往的交互性数据和用于交换的商品化数据虽然具有表面的同一性,但事实上却作为彼此独立的使用价值复合于一次同质的劳动被生产出来。

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探析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以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数字平台实现自身增殖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家为打破周期性经济危机、满足资本无序扩张而进行的生产关系变革。对比传统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形态、资本扩张形式有了新变化,并且其生命周期也有所延长。不过,数字资本主义剥削剩余劳动的本质没有变,无序扩张的本性没有变,必然灭亡的命运也没有变。

“资本是生产关系”——基于《资本论》批判性叙述形式的阐释

作为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以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独具特色的批判性叙述形式来阐释资本,指出“资本是生产关系”。要对“资本是生产关系”作出准确丰富的理解,离不开对此种批判性叙述的精准把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本是物”,出于批判,马克思实际上采用了“资本不是物”“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物”和“资本是生产关系”这种三重依次递进,亦即否定式开端、过渡性中介和肯定式结尾的叙述形式,从而实现了资本不是物又是物的辩证统一,揭示了资本本质上是包含着物的所有权的雇佣关系,并把资本反映为变化、矛盾运动的生动整体。停留在任何一阶段,不把任何一个叙述部分看作前后内在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整体,都会造成资本物的向度和关系向度的分离。

共产主义思想:跃迁与升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较研究

走向共产主义,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共同旨趣,也是理解两者思想差异的一把密钥。然而,某些"理论家"们有意无意地歪曲解读,挑起了两者的"战争",其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未能幸免。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思想在创生路径、理论内涵、言说话语以及实现途径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变革,绝不能理解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小步",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大步,它意味着马克思第一次离开了传统哲学的基地,意味着新的地平线已经展露出来,意味着共产主义思想的跃迁与升华。

改革方法论的逻辑起点、精神实质和功能定位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从逻辑起点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改革方法论的逻辑起点。从精神实质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凝练改革方法论的总原则,把握了这个精神实质,就把握了改革方法论最本质的东西。从逻辑层次来说,习近平改革方法论包含"元方法"、"总方法"和"子方法"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的"元方法"是改革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一般层面的"总方法"是"管总"的改革方法;具体层次的"子方法"是指导改革的具体方法。从理论属性来说,习近平改革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改革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从功能定位来说,习近平改革方法论既是哲学方法论的应用,又是一种应用哲学;既缘于改革实践,又指导改革实践;既能规范改革行为,又可评价改革成效。

中国话语建构:原则与目标

“话语”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话语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壮大起来的,话语的每一次在场都确证着人的在场.中国这个“巨人”,沿着“中国道路”阔步前行,然而与之相匹配的“中国话语”要么“语力”不足,要么干脆“无话可说”,陷入“失语危机”.中国道路,其他话语无法解释.针对如何建构中国话语,近年来,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学术自觉和学术复兴运动.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

"中国模式"的成功秘笈首推方法。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改革方法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如何定性中国改革方法论?鉴于西方模式的现实危机,西方学者大都不愿意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正确指出了中国改革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二是如何归纳中国改革方法论?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方法论的概括很多,但一般无外乎实用主义方法、渐进主义方法、自由主义方法或综合方法等等。三是如何评价中国改革方法论?西方学者的评价两极对立、界限分明,颂扬者有之,棒杀者有之。四是如何践行中国改革方法论?中国改革方法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究竟是可供复制还是仅供借鉴,究竟是可以出口还是中国专用,其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也许值得商榷,但对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启迪意义也是不容置疑的。

“流量社会”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学探析

基于移动数据流量,移动智能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流量社会"正在崛起!在和受众相结合之前,互联网平台有的只是"没有内容和形式"的"元数码",它是"流量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基质性生产资料,任何发生在互联网空间的数字行为都是对它的"塑形",因而对它的私有者来说,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进而是商品、剩余价值的生产。数字资本家正是通过占有"元数码",进而占有普通受众生产的各种"数据商品"及其自然建构的"商品空间"得以获利的。"流量社会"数字生产占据并整合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时空,使生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日常生活本身也被当作"数据商品"来生产。"流量社会"生产资料的数字化使其不必被资本家排他地占有在自己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是资本借助社会日常完成的,生产劳动因而采取了不支付工资的普遍雇佣的形式,数字雇工和普通大众已无法区分。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数字化,而在于"元数码"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数字化。

资本的惯性运转及其批判--马克思生产与再生产理论的当代解析

惯性是社会普遍“固有的力”,它植根于社会稳固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致使社会“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社会惯性主要表现为外力改变社会现有状态的难易程度,亦即社会保持自身状态不变的力。资本惯性源于资本自我增殖的运动本能,这一没有限度的运动是资本确立超时空资本主义实践惯性的过程,它在空间上表现为自我扩张,在时间上表现为自我永恒化。资本惯性是围绕生产惯性的核心指令,通过制度惯性、意识形态惯性和惯性心理的层层保护,才得以运转和延续,扩大再生产则全面保障并增强了资本惯性的这几个方面。资本的惯性运转不仅是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关系的扩张性重复,而且是把这种剥削及其重复加以遮蔽。批判资本惯性运转要以此为核心,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完成对它的批判。

《资本论》的“第一逻辑”——《资本论》的起点问题再研究

《资本论》开篇第一段整体上所呈现的因果逻辑,可以称为《资本论》的"第一逻辑",它像是《资本论》的"细胞形式",是其内容和形式的一个"缩影"。"第一逻辑"表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即劳动力和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直接的本质的关系,但这一关系在叙述形式上表现出一种基于主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向其谓词"商品"内在展开的逻辑关系。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类关系确立叙述上的因果形式,而非基于对直观经验事实、心理学上的"注意"或"吸引"。因此,不能把《资本论》的起点理解为商品这一事物,必须确切地理解为这一历史事实,即在资产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单个商品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

主体性资本及其终结:重申《资本论》的政治结论

以主体性资本的理论弱化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政治结论,不是对《资本论》的科学解读。说资本是主体,并不意味着人(无产阶级)不是主体,资本不可战胜。资本的主体性既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绝对的客体性”,也不是被设想出来的“虚假的主体性”。资本寄生于人,并把具体的工人个体“整合”为无产阶级来剥削。资本的主体性始终源于人对主体性的让渡,但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就此退场,反倒一次次被赋予又一次次被抽离。“工人是自由人”、资本的人格化具有必然性。资本要不断增殖,工人就必须始终作为主体,以更大规模的产业后备军,即阶级主体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作为主体的人以去主体性的主体活动,始终实现自身和外部环境的更新。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作为变革的目的和条件得以清晰,变革的心理基础得以奠定,理性精神的启蒙和历史性实践的启蒙得以会盟,它们将一同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统治的革命性实践开辟道路。

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断裂论”模式的解析

对《资本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五种哲学解读模式,阿尔都塞的“断裂论”模式可以作为一种“范式”加以理解。阿尔都塞从对象性问题入手界定了哲学解读,把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科学严格区分开来,把哲学、哲学解读和政治、实践紧密关联起来,从而澄清了哲学解读的前提;以“征候阅读”建构了哲学解读的方法,把《资本论》的哲学深入到结构主义的“总问题”之中;以“认识论断裂”确立了处理马克思著作思想变化的原则,认为《资本论》是“断裂”后的“科学”而非“意识形态”;最后形成了“关系主体—无主体说”的解读成果,把“无主体的过程”指认为《资本论》中一切分析的基础。“断裂论”模式链条完整、线索清晰,这是其他解读模式尤为缺乏的。

资本的界限:《资本论》对共产主义的反向建构

资本要无限增殖,然而它的增殖条件,如时空、信用、无产阶级等,却是定量的,因此它们又表现为资本的界限。只有在不间断地螺旋上升运动中超越这些界限,把它们进行量的升级、推向无限,才符合资本的本性。资本对其界限的克服同时也是它们的生产,资本增殖的同时也是这些界限量的增长。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不是被解决了,而是得到了扩大和积累,只是扩大和积累矛盾变成了解决矛盾的一种手段。正是由于这种解决,矛盾只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刻,在更大的范围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在矛盾的顶点,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就此显现了出来。这表明资本的灭亡自有其自我否定的客观进程。这就是《资本论》对共产主义的反向建构。

西式民主的“软肋”与“硬伤”

希腊的危机,乌克兰的动荡,泰国的乱局,伊拉克的内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躁动不安,似乎都昭示着这样一种现象:成也民主,败也民主。西式民主由于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决定了它还只是一种低级的民主,还处在民主发展的低级阶段。未来社会一定会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低级民主,走向更高级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

“话语中国”及其建构策略和评判标准

西方话语主导的"他者"中国,不但遮蔽了中国的"庐山真面目",同时也将中国弄得面目全非。塑造中国形象需要"话语中国"。"话语中国"是中国形象在话语中的呈现,它所表征的是当代中国的意义世界,是标识中国"身份自我"的文化符号。理解"话语中国",必须明确对中国道路进行"有形"与"无形"、"特殊"与"普遍"、"真相"与"假象"、"自我"与"他者"等区分的意义。塑造"话语中国",关键是洗好"中国底片",呈现真实中国,同时须借力中国发展开拓话语空间,以"中国性"为基本的立足点,粉碎"他者"中国的神话,开辟用中国话语主导塑造中国形象的新时代。

存在论的感性转向:费尔巴哈开辟的道路与未竟的事业

前费尔巴哈时代,西方传统人学始终处于"超感性领域统治感性领域"的阴影之中,"实体主义情结"挥之不去。在终结实体形而上学的人学革命中,费尔巴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费尔巴哈以"神的主体是理性"替换"我是我所是"的神学第一原理,极大地动摇了神学本体论的坚硬内核,但终归未能前行多远而中途折返;费尔巴哈以"理性的主体是人"对抗"人的主体是理性"的理性主义原则,极大地动摇了实体本体论人学的基本建制,但终归未能彻底瓦解而半途而废;费尔巴哈以"我欲故我在"颠覆"我思故我在"的近代理性哲学传统,开辟了"回归感性"的人学存在论道路,但终归未能贯彻到底而止步于"感性直观"。尽管费尔巴哈留给后人的都是一些"半拉子工程",但他依然是那个时代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费尔巴哈未竟的事业,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

共产主义思想：跃迁与升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较研究

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和后来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形态》）两本著作在马克思生前都未能全文公开发表出版，在它们重见天日后，都受尽了“世人的牙齿”的批判。“超越论者”将《手稿》吹捧至巅峰，“断裂论者”却将其贬斥为“意识形态”。

“话语中国”及其建构策略和评判标准

西方话语主导的"他者"中国,不但遮蔽了中国的"庐山真面目",同时也将中国"破相"了,以至于"面目全非"的中国只能疲于奔命地"东拼西凑",以展现自我的形象,却仍旧被人反过来说三道四。如何用"话语中国"塑造彰显中国形象,绘制呈现中国图像,是我们得以在话语界"先声夺人"的第一战。理解"话语中国"的基本维度"话语中国"不过是中国的一种存在方式,是"由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