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素供给与企业数字化水平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力度强的地区更明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增加技术、人才、资本和数据要素供给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之间有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本文对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市场变革和促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与跨国投资模式选择

企业数字化变革深刻影响了上市公司跨国投资的策略选择。选取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会以更大的概率选择绿地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绿地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非敏感行业中实施企业数字化更有可能促进企业以绿地投资方式开展对外投资。

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的比较研究

本文实证考察了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对相应经济圈的促进作用,分析发现深圳特区凭借行政功能上的优势和政策的先发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并与其形成了良性互动。浦东新区虽然其引资的直接带动作用不如深圳,但其引资路径使得长三角的产业链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这种作用方式的产业空间和市场空间更大,也更具有可持续性。尽管滨海新区对环渤海经济圈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但随着其战略地位的提升,其潜能值得期待。三区在竞合中实现协调发展将会推动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中国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总结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特征。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和各区域产业结构的内部分析,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致的定位。揭示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和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全国产业结构“面”上的调整,对实施区域产业结构“点”上的调整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全面提升经济竞争力、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

全面提升经济竞争力、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是面对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下的新要求。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面对持续反复的疫情、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新兴技术的快速迭代,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尤其是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多重问题的挑战和困惑。对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需要进行系统化的多维度的思考。但同时,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证明,大的危机中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如何稳中求进,利用好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上海作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联通枢纽优势,以及上海在长三角作为首位城市的先发优势,在稳增长中强动能,需要政府、学界、企业之间更加深入地互动,更加系统地研究并进行更前瞻的思考。本刊以“上海经济论坛”的形式,特邀上海财经大学余典范教授、同济大学陈守明教授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处周师迅处长,从创新驱动与上海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中小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分享。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上海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不断改革与完善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的制度供给,对上海要素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上海提高要素生产率还有着较大的改善空间,重点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降低制度成本和提供有效制度供给方面加以提升和完善。

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综合评价

本文运用多元统计的方法对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综合的评价,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综合得分和排序及各发展因子的贡献,为上海高新技术产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适宜技术理论研究综述

在解释各国技术进步差异的问题上,适宜技术理论最近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首先对适宜技术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总结出技术的选择不是越先进越好,适宜技术的选择既要考虑纵向的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又要考虑横向的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的结构状况)的理论含义。然后对相关的经验研究进行评述,并讨论适宜技术实现途径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这一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

上海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创新

上海需要在创新动能、产业网络影响力、功能型平台、企业组织生态体系以及产业布局优化等方面创新发展,匹配未来产业智能化、网络化、平台化的发展趋势,践行上海承担的诸多国家战略,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组织创新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当好排头兵、发挥先行者的作用。

自主创新与我国产业发展

产业结构是各产业在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不均衡增长的结果。根据罗默、卢卡斯等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实际上是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本身功能的不断优化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扩大过程,国内外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先进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三者之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往往表现出同步性的特征。不同产业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导致了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显在表现便是各产业的产出在GDP中所占份额的不同,即产业结构的层次不同。因此,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促进具有技术竞争优势的产业、缩小淘汰工艺技术落后产业的过程。

上海打响全球卓越智造品牌难点及对策

上海卓越智造品牌战略不是一个短期的应急战略,需要统筹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和科创中心建设等重要战略,为上海整体战略的实现提供强有力地的支撑。因此,既要发扬上海制造的优势,更要重视最为本质的智造品牌生态的塑造,形成关键技术、质量技术基础、创新网络、市场化品牌价值机制在内的上海智造品牌体系。

推动中国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推动中国全产业链优化升级不仅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无论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还是在传统产业能级提升方面,全产业链发展面临着诸如关键核心环节缺失导致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不强、产业链内外循环链接能力较弱导致产业链网络节点地位较低、产业生态松散导致产业链协同效应难以发挥、产业链韧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全产业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优化全产业链发展环境,强化要素支撑,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意义重大。基于此,本刊特邀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特长,从多角度发表真知灼见,以期对推动中国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提供思想启迪和借鉴。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城市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依托城市化,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要内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能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贝多法案》与美国科研成果转化制度

1980年美国颁布《贝多法案》（Bayh Dole Act，又译拜杜法案），联邦政府将所资助大学研究所获的知识产权所有权转移给大学，授权大学负责技术转移工作，政府不享有直接回报，而是从技术转移的经济行为中获得不断增加的税收收入。

互联网使用、农业生产效率与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

推进农业智能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基于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最后讨论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对乡村振兴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意义。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农户使用互联网可以加速推广应用农业新兴技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强化社会网络关系,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村地区、连片特困地区和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提高农户互联网使用率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4)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增加农业家庭收入、助力农民需求升级和提升农民幸福感,从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

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融资效应——基于商业信用视角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对供应链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经营绩效,显著促进了商业信用供给。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企业延缓了客户销售款的收取并且更快地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融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上下游数字化协同水平较高以及地区信任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主要促进了以融资而非交易为目的的商业信用供给;数字化促使供应链中的资金显著流向了交易次数较少、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低的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应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企业信用评估、风险规避和供应链协作中的应用,为供应链发挥融资作用提供有力支持。

民营大企业转型的利益相关者研究

公司治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管理水平、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是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民营大型企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与利益相关者构成了一个价值网络。民营大企业转型的目标应是在此价值网络的构建中发挥与巩固平台领导者的地位。同时,民营企业还需要完善相应的治理结构,进行机制再创新,管理再升级,经营再改善,市场再拓展,产品再换代等方面的转型升级。民营企业转型的本质就是在重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企业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基础上获得更快的发展。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

本文选取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高管党员身份在企业创新面临环境不确定带来冲击时的“稳定器”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提升抑制了企业创新,高管党员身份能通过降低研发支出挤出程度和优化融资环境两个渠道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的创新抑制效应。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更多地体现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在平稳发展时期,应平衡好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与企业创新发展自主权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使党员高管决策风格更加稳健、保守,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同时强化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高管党员身份的“创新稳定器”作用。在当前企业创新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本文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党组织参与创新治理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高不确定性背景下优化企业创新环境提供了可实践路径。

生产网络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

在生产高度分工、全球贸易联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的开展往往需要多个国内外企业的中间产品予以支持。企业间形成的复杂供应、销售网络不仅便利了贸易来往、降低生产成本,也带来了外部负面冲击跨区域、跨行业传播的潜在风险。梳理和分析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生产网络研究发现:(1)生产网络理论的发展在考虑要素替代弹性、市场扭曲和网络内生调整后对现实的解释力增强;(2)生产网络分析在准确刻画产业网络结构特征、合理评估外部冲击上具有重要应用价值;(3)中国复杂的国内外产业网络体系、产业政策的应用、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面临的不确定性冲击都为生产网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场景;(4)生产网络除了广泛应用于评估各类冲击的传播外,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还在于挖掘大样本的供应网络数据、考虑网络内生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的影响。

市场调节、结构失衡与产业结构升级

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失衡(结构失衡)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效应。随着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生产会迅速适应消费变化,从而削弱抑制效应。本文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抑制效应的存在以及在不同市场发育程度下抑制效应所表现出的区间差异。结果发现:结构失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效应较为显著;市场发育程度超过某一门槛值时,抑制效应有所削弱,市场调节有效。因此,削弱这种抑制效应应完善和提高市场发育程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