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运用

2023年《行政复议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即构建了以变更决定为核心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这一修改更加贴切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行政复议也能够进一步避免程序空转,真正发挥出解决行政纠纷的“主渠道”作用。但是,抽象而出的规则面对复杂具体的个案,仍会存在诸多理解和适用上的不确定性,有必要对新法中的变更决定条款作出解释,进一步细化其实践运用。具体而言,在事证明确类案件中,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基于两种理由作出变更决定,一是适用依据正确,但是行政行为内容不适当,包括明显不当和一般意义上的“不适当”,以是否具有规则性条款或者裁量基准,建立双重审查标准体系;二是未正确适用依据,包括违法和不当适用依据的情形。在事证瑕疵类案件中,行政机关原则上适用变更决定,但事实认定过程对专业性要求高以及案件事实疑难复杂的情形,可以适用撤销决定。

商事登记改革与保护规范理论——对“王某琳案”的分析

准确判断利害关系的有无,是判定有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资格的关键。我国商事登记由计划经济下的特许和核准主义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准则主义,行政行为的性质也由许可类登记转变为确认类登记。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与登记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可以采用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而对有关规范的解释又必须结合商事登记改革。保护规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上判断“利害关系”的主观化,寻求到了较为客观的法规范依据。不可放大保护规范理论作用,更不能对我国已有判断标准妄自菲薄。去除主观公权利,保留对第三人有无利益保护的规范分析方法,可能更容易为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所接受。

基于AHP的芷江和平文化景观评价体系与优化策略研究

基于AHP(层次分析法),通过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访谈法,构建芷江和平文化景观评价体系,其中目标层1个指标、准则层6个指标、指标层25个指标,演算得到景观评价体系的权重值,并完成一致性检验。依据评价体系权重值,提出以挖掘文化内涵和塑造景观价值为发展目标的芷江和平文化景观资源利用的优化策略。依据芷江和平文化景观绩效评估结果,充分发挥得分高的指标优势,带动得分低的指标发展。研究构建芷江和平文化体系景观评价体系,为后期的景区管理及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助力芷江打造和平文化品牌、建设国际和平文化名城。

法治护航 安全新篇

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它肯定了自1986年以来逐步形成的道路交通管理体制,并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制定了系统明确的规范。这一法律的出台,不仅彰显了我国在道路交通管理领域的法治化进程,更实现了以往多部单项道路交通管理法规的有机整合与协调统一,为构建更为科学、规范、高效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时法治体检:街道层级法治评估体系的功能及其建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街道办事处作为区县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及时建立起完善的法治评估体系,确保政府法治工作在各个层级都能够得到有效推进。然而,比较各地推出的基层依法治理评估体系,其内容设计“承上的多”“启下的少”,未能充分还原基层政府贴近人民、直接服务人民的工作特点;配套的测评方案也动辄以年为计,削弱了法治评估在实施过程中随时了解效果,看到成绩和问题的能力。针对上述困境,深圳市近年来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领先优势,突破既有的考核、评估模式,组织开展了实时动态的“法治体检”,通过精准、科学的大数据摸排确定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业务节点,探索形成了专门的、从街道工作中生长起来的指标体系。实时法治体检具有随时预警的功能定位,有助于加强街道之间的横向比较和行政违法的自查自纠,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乡村振兴战略下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探索--以怀化学院风景园林专业为例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针对当前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课程内容与乡村实际需求不符以及校村合作与创新实践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原则和具体措施,涵盖了课程内容的调整、实践教学的加强、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评价体系的完善。以怀化学院为例,阐述了实践基地建设、校企合作培养人才以及在地实践教学的探索,并以怀化市辰溪县麻溪乡村振兴项目为案例,展示了教学改革在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推动乡村发展方面的显著成果。

醉驾案件办理的疑难问题与解决方案——兼评三机关《醉驾司法解释》

《醉驾司法解释》的出台,有助于缓解"醉驾入刑"后出现的"规则之失"的困局。但是,由于总体基调偏于保守,再加上受到规则创制空间的限制,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彻底解决当前在办理醉酒驾车案件实践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为此,应当通过修改法律或者继续出台司法解释,从丰富妨碍酒精检测行为的应对措施、完善醉驾行为的认定标准、明确《刑法》第13条的适用方式以及界定缓刑的适用情形等方面,进一步推动办理醉驾案件规则体系的完善。

电动自行车的治理

在当前的道路交通体系中,电动自行车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与之伴随的大量车辆超标、交通事故频发等问题,也给管理者提出了诸多难题,亟需出台相应的治理对策。事实证明,采取"封杀"措施,无法彻底解决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种种难题。应摒弃"以禁止代替管理"的传统管制思维,从加快对现行国家标准的修订、强化生产与销售环节的监管以及加强道路交通管理三个方面,出台更为精细和人性化的规制方案。同时,要对目前在用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制定特别的管理方案,确保此类车辆的平稳过渡。

当前英国警务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英国新一轮警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设立专门的警务标准机构;强化科学、统一的绩效考核;积极推行国家犯罪情报模式;变革警务活动主体结构;加强对新类型犯罪的处置。其经验可以给我国的警务改革提供如下启示:贴近民众、加强社区工作是警务改革的重点;有效应对突发性犯罪和群体性事件是警务工作的难点;加强情报工作是提高警务服务质量的基础;实施科学、统一的警务绩效考核办法是提高警务服务质量的保证;强化监督是保持警务工作廉洁、高效的关键;加强高级警官培训是提高警务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

韩国行政强制上的诸问题——对中国草拟之中的行政强制法的借鉴意义

二战之后韩国在行政强制上出现了新的理论趋向和问题 ,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可为中国正在草拟之中的行政强制法提供参考。

当前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对辽宁省沈阳、鞍山和辽阳市阻碍警察执法情况的调研报告

本调研报告是在对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及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分局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文章反映了三地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现状和特点,分析了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发生原因和警察权利屡受侵害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论对行政契约的司法审查

要使行政契约纠纷能够真正套入行政诉讼制度中运转并得到解决,必须着手解决行政诉讼的结构、法院审查的原则、依据和方式等问题。本文特别关注行政诉讼结构的重塑问题,思考和探寻与解决行政契约纠纷相契合的行政诉讼机制、原理与规则。

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

本文围绕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对设定基准的义务、适用范围、控制技术以及程序等进行了批判性思考,意在揭示裁量基准的基本功能在于从微观层面构筑裁量权行使的具体轨迹,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着重防止和解决可能产生的裁量不能很好回应复杂现实的僵化问题。

地方立法能力的适度释放——兼论“行政三法”的相关修改

立法上浓厚的中央集权主义,以及对地方立法的授权不足,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地方立法和有效治理窒碍难行。要有效地实施地方治理,地方立法的空间大小与创制能力变得至关重要。地方性事务不具有独占性、排他性,必须通过中央立法的进一步明确授权,就有无上位法之两种情形,分别有针对性地解决地方性法规的创制空间。

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本文逐一评述了《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说明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就普遍关心的两个修改场域提出建议:一是在行政审判体制下,赋予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二是最大限度地拉张受案范围,通过三个径路重构诉讼上的识别标准,尤其是将社会行政尽可能地纳入诉讼范围。

公共行政变迁之下的行政法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还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具体措施。2010年国务院工作报告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宪法、行政法的支持,同时公法及其理论也应当及时回应实践提出的新挑战和要求。为此,本刊邀请了部分学者深入研讨,如何运用公法保障和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如何抓住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机遇推进我国公法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希望以此推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与公法及其理论的良性互动。

对行政诉讼起诉资格作用的再认识

以往对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理论的研究,都是行政行为加权益的思路,但会出现冲突, 进行概念整合,使用起诉资格的提法。可实现司法资源利用的最优化和最大化。

论行政协议无效

行政诉讼法与有关司法解释罗列的有名行政协议都是“混合契约”,是兼有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的混合体。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5条和民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仅在公法关系上共同适用,在私法关系上仍适用民法规定。民法上的“转介条款”无法完全涵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5条,后者还有独立适用的价值。该条的适用应当尽量维持行政协议的存续,不得轻易判决行政协议无效。

简论警察开枪的合法情形

警察在实践中使用枪支包括自卫、解救人质、维护公共设施、确保刑罚执行而开枪等八种常见情形 ,警察使用枪支应具有合法性。

行政行为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质疑

本文对行政行为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提出质疑,介绍了普通法上的相关理论见解,并且对无效理论的两个基本内核的合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在行政诉讼上无效与可撤销应该是同义的、同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