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洛斯还原不是一种现象学还原吗?——与Claude Romano商榷

在《情爱现象学》中,马里翁视爱洛斯还原为一种超越了认识论还原与存在论还原的"根本的还原"。Claude Romano针对爱洛斯还原的现象学性以及它的根本性提出了三点质疑,但他的质疑是直接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框架来衡量爱洛斯还原的结果,如果对马里翁现象学计划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就会发现,Romano提出的每一条批评可能都是成问题的。对马里翁相关文本的考察表明,爱洛斯还原其实是马里翁被给予性现象学框架下的一种特殊而根本的还原,并不能被归为胡塞尔式的本质还原。此外,马里翁还以一种"不具存在的爱"来作为比存在的呼唤更为根本的呼唤,这种呼唤促使爱洛斯者启动爱洛斯还原,以使爱本身现象化。Romano若想更有效地证明爱洛斯还原并非一种现象学还原,就应该首先对马里翁的被给予性现象学范式进行更深入地了解和批判。

论德里达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处理

胡塞尔认为作为本质的观念之物通过直观来把握,德里达则认为本质的把握必须借助符号。德里达的观点是基于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困难的深入思考,这种困难涉及胡塞尔直观主义在理念问题和符号问题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胡塞尔的文本已经显露出来。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文本的"解构"尽管偏离了胡塞尔的原意,却准确指出了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困难,并试图提供出解决困难的方案。但由于德里达式的辩证法也未能成功地被主题化,并且德里达对于延异如何把各个层面的非直观和非当下的要素贯通起来以及对于生成运动缺乏必要的阐述,所以德里达用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方式是不令人满意的。

论列维纳斯哲学中“爱欲”理论的转变

爱欲问题在早期列维纳斯的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但是在后期这种中心地位却尽然丧失。这种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论战的需要;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建立伦理学的优先性。这种转变也对列维纳斯的思想本身造成一定的困难:在转变以后,爱欲的地位变得相当尴尬;这种转变凸显了现象学方法与辩证法在其论述中的不相容;虽然这种转变旨在建立伦理学的优先性,但是"伦理学是第一哲学"这个命题的证成仍然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如果列维纳斯不更改对爱欲的规定,列维纳斯处的爱欲和伦理学之间的不相容性就使得以上困难难以被解决。

责任,抑或是爱?——列维纳斯与马里翁论人格个体化

个体化问题是现象学发展的一个核心动机。列维纳斯认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总体化倾向消解了主体的个体性。在《总体与无限》中,自我的个体化原理是内在生活,它以自我与他人的面对面关系为前提。面对面的自我与他人都是人格性的独特个体。在《别于存在》中,自我在对他人的传唤的回应中个体化,他人的个体化则在于传唤本身。马里翁认为,列维纳斯的个体化理论并不彻底,自我和他人的个体化毋宁是在爱之中,并且自我和他人的最终个体化进程也是启示现象展开的进程,对启示现象的通达是这种个体化的条件。马里翁的观点遭到格施万特纳和君特的批评,但她们错失了马里翁与列维纳斯的根本分歧——人格个体化问题,它是评价马里翁与列维纳斯的个体化理论的关键。

主权、公民资格、评议:论卢梭思想的一种构成性张力

"主权在民"思想处于卢梭思想的中心,它的提出衍生自近代的"主权"概念以及古代的"公民资格"概念这两个久远的源流,卢梭根据前者对后者加以改造,反过来又以后者改造前者。这种作法的代价在于,卢梭继承了"意志"的两个异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从属于两个截然相反的范式,即"君主"与"议会"之中。由此,卢梭的思想便具有了一种构成性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卢梭对"评议"概念的使用中显得尤为突出。概念史的这一点将能够解释现代民主的一些困难。

超越直观主义——论马里翁对胡塞尔的批评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直观主义的,直观是其方法、原则与目的。马里翁认为,胡塞尔现象学没有达到无前提性,因为他设定的当下的优先性、直观的权威性以及体验的优先性均是未经追问的,它们以各自的方式为现象的显现施加了先天条件,限制了现象按其被给予性自身展现,从而"回到实事本身"被局限于"回到直观"。虽然马里翁的批评存在诸多细节问题,但这个批评仍然是成立的。在马里翁的被给予性现象学中,直观仍有重要地位,但这种现象学通过一种非直观的还原超越了直观主义,进入了更本源的现象领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