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产业政策,央地政策差异与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产业规划为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重要推力,是政府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良性协作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同层级政府的政策实施方向则体现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地方比较优势之间的平衡。文章基于海关数据和重点产业政策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探究央地产业规划差异对出口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结果表明,中央产业规划通过提高一般贸易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来推动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而地方产业规划则通过提高加工贸易的DVAR这一折衷路径来实现升级效应。此外,还发现升级效应在企业所有制类型和经营规模中存在异质性,而国内要素占比、生产率和创新效率是传导差异升级效应的重要渠道。文章揭示了不同层级政府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中的差异化效用,为未来产业规划政策的实施空间与调整方向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基于准残差的Panel协整检验

当检验方程含有确定性趋势时,基于残差的Panel协整检验通过全样本回归来消除确定性趋势的方法会导致检验统计量出现Nickell偏差,必须使用标准化系数进行修正,但这些标准化系数却依赖于真实DGP的设定参数。本文将Breitung和Das(2005)等使用部分样本回归消除确定性趋势的方法应用到Panel协整检验,提出了基于准残差的Panel协整检验,本文证明了这种新的检验统计量的渐近正态性,模拟的结果也表明其具有非常良好的小样本表现。

数据归并与连续自变量虚拟化

本文基于数据双侧归并的一般化设定探讨了回归方程中包含归并数据时的参数估计问题。对于某些变量存在数据归并的线性模型,由于样本似然函数非常复杂,普通的一阶优化条件没有解析解,Newton-Raphson迭代也难以收敛。我们基于EM算法来计算参数的ML估计,推导了对应的参数迭代方程,给出了参数的一个闭式解。特别是,当数据双侧归并比例达到100%时,被归并的连续变量退化为虚拟变量的形式,对此,我们建议使用AIC或SC来识别回归方程中的虚拟变量是否为结构变化抑或是变量归并。

归并自变量模型估计

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如果自变量存在样本归并,普通的LS估计不再一致,Rigobon and Stoker(2004,2007)建议使用部分样本回归或完整形式分析的方法来获得参数的一致估计,但是,它们都不是有效估计。本文使用基于EM算法的ML估计来获得参数的有效估计,在正态混合模型设定下详细推导了观测样本的似然函数以及相应的EM迭代方程。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基于EM算法的ML估计比部分样本回归和完整形式分析的方法具有更好的小样本表现。

政绩考核、产业政策与社会结构——基于OLG框架的房地产一般均衡

本文基于OLG框架构建的房地产一般均衡模型,揭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背后的经济机制与政府行为。单一GDP考核使得地方政府存在扩大支出的强烈动机,为了解决财政缺口,地方政府会选择扶持房地产业的发展,这种对房地产业的过度扶持会扭曲消费者购买更多房产,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价量齐升。基于这些结论,我们提出,中央政府可以从规制的角度出发,适当调整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在原来的GDP单一目标的基础上考虑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平等目标。均衡分析表明,这种调整会改变地方政府扶持房地产的激励程度,从而有效控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经济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32个地级市1999-2006年的数据,探究我国经济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试图考察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Williamson假说是否成立。研究表明,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该假说成立,即城市经济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集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增长;而伴随经济增长,经济活动在城市的进一步集中将阻碍城市经济的增长。实证结果表明实际人均GDP水平28283元为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临界值。

协整检验的DGP识别

本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比较了不同DGP下协整检验迹统计量的分布特征,分析DGP误设对协整检验结果的重大影响;进而利用我国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真实的例子,揭示DGP误设可能导致的各种错误结果。实证分析中还进一步使用递归协整检验和协整关系的约束识别检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协整关系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动态面板阈模型的一种序贯两步估计

动态面板阈模型可以刻画经济变量动态调整过程的非对称性,在实证分析中有广泛的运用,但阈值参数的引入同时增加了参数估计的困难,理论上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针对此类模型,本文提出了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序贯两步估计方法,首先利用格点搜索获得阈值参数的一致估计,基于该参数对数据结构进行合理划分并引入不同类型的矩条件,然后利用广义矩方法获得自回归参数的估计。理论研究与模拟结果均表明,序贯两步估计具有良好的大样本性质和有限样本表现;与现有文献的方法相比,序贯两步估计能够有效避免不同类型参数估计偏差的相互影响,减小估计量的偏差与均方根误差。

出生地规模、个体收入差距和城市规模分化

文章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基于个体选择的微观机制,考察了出生地规模对个体收入的时间效应、空间异化效应、代际传递效应和迁移效应;从出生地规模这一独特的视角,解释了收入差距持久性的成因。研究发现:出生地作为个体的初始禀赋对个体未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出生地规模越大,个体的未来收入越高;这一效应伴随个体在出生地的成长时长增强,并依据不同城市的特征产生空间异化效应。另外,出生地规模不仅影响了个体的未来收入,也对个体的迁移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个体的迁移选择又进一步引起了城市规模分化。具体而言,出生地城市规模越大的个体迁移概率越大,且出生地城市规模越大的个体越趋向迁移到比出生地规模更大的城市;而迁移个体的迁移次数越多,出生地规模的收入效应越强。基于上述出生地规模对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和迁移效应,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将趋于迁往规模更大的城市,这将引起城市规模分化加剧。文章证实了初始禀赋对个体收入影响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并为城市规模和个体收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经济合作走向泛经济发展:大国外交转型中的双边贸易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近年中国外交理念探索性的新尝试。本文对外交部官方辞令进行提炼,构建出衡量中国与贸易各国外交亲疏的时变等级指数,并从外交建立渊源、外交维系过程两个维度论证其有效性。基于一个包含外交因素的贸易引力模型,本文提出了"外交—贸易"驱动假说,继而利用1992-2013年中国与166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为这一假说提供系统性的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外交关系每提升一个等级,中国对他国商品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23%;即使考察了外交内生问题、模型时点转变以及指标更替等多个方面,仍能够证实假说成立,确保了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外交驱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传导模式,而且存在显著的"强国"与"弱国"结构突变机制,即弱国外交以发展经济为主、强国外交重视泛经济层面的转型调整。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总体国际关系趋好的大形势下,中国的外交力量呈现"从经济转向泛经济合作"的大国格局。

重点产业政策对出口再分配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海关数据与各省份五年规划数据,本文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出口再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支持会引致产品维度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出口再分配;产品市场获得支持会吸引潜在出口商参与出口、争夺市场份额,也会吸引在位出口商将部分业务转移到获得政策支持的行业、进行业务试探;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会加速淘汰竞争力较差的中小企业,促进产品维度新旧企业的更新换代。进一步,本文通过对比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动态,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平均单价与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支持会降低出口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更多的低价低质企业进入市场。可见,适度的政策支持有助于产品市场内企业的更新换代,激发市场活力;但政策的制定必须兼顾企业更新换代过程中的质量攀升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对出口再分配的优化作用,推动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综合保税区政策推动出口企业转型升级了吗?

对外开放经济功能区是体现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与决心的重要阵地,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本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城市设立综合保税区对企业出口转型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综合保税区的设立促进了企业从事更多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出口,当综合保税区升级为自贸区后,该政策效应会进一步放大;排除企业游说和政策套利的可能性后发现,综合保税区的影响具有普惠性,且对中小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强。此外,政策推动企业出口升级的效果主要存在于较高行政级别的城市与一般贸易企业内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城市企业集群和行业出口网络为企业带来的信息溢出是综合保税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对出口价值链的分析则表明,综合保税区政策推动了一般贸易业务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价值链攀升,但对加工贸易业务则存在抑制作用。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区域开放型政策对于畅通“双循环”的促进作用,为优化对外开放经济功能区的制度设计以推动我国企业出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

国内贸易壁垒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从经典的贸易理论出发,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国内市场,通过分析国内产品市场整合对企业出口增长的作用机制,从微观层面揭示当前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对于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贸易壁垒下降带来的国内市场整合会促使出口企业在收缩产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同时扩大出口扩展边际,以维持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这种二元边际策略的转换对于规模较大和轻型制造业企业更加明显;同时,国内市场整合引致企业出口转内销的效果主要来自规模较小的企业。进一步地,国内市场整合在不改变企业出口产品平均质量的情况下,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并促使质量相近企业之间的价格水平实现趋同,最终推动出口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对外援助、出口网络与企业出口目的国边际扩张

基于2007—2013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和AidData数据,本文考察了出口网络和对外援助对企业出口目的国边际扩张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以往的出口网络会引导企业新进入出口目的国的方向,而政府的对外援助能放大出口网络的作用,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那些与其出口网络相近的受援国。区分不同类型的出口行为发现,出口网络和对外援助对存在边际扩张的企业的持续性出口和试探性出口行为都有显著影响,但在网络和援助的协同作用下,企业更倾向于在市场中建立持续性的出口关系。最后,本文发现,出口网络的导流作用会促使新出口商以更低的价格和更低的质量进入目标国,但对外援助可以部分缓解出口网络的负面作用。

中国制造业企业跨行业转移的机制与效率

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的测算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跨行业转移呈现明显的近邻转移特征;企业为了降低跨行业转移的成本,会倾向于选择向邻近行业转移。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倾向于向低工资水平、高补贴覆盖率的行业转移,且在较大行业规模、较低集聚水平、较低生产效率及较高外资企业占比的行业内部向更大行业规模、更低集聚程度、更低生产率水平和更低外资企业占比的行业进行近邻转移。整体的转移方向体现了企业对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追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的跨行业转移不仅促进了转移企业的效率提升,也会对转入行业产生"鲶鱼效应",改进了转入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整体的生产率。

双循环下中国出口企业选址内迁的机制检验:产品地理网络与高铁建设

当前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从国内外形势出发提出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保持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同时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基于2000—2015年海关贸易数据、高铁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探讨了产品地理网络和高铁建设对出口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地理网络和高铁建设对出口企业选址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产品地理网络可促进出口企业选址内迁。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二者均对一般贸易、出口到低收入国家和重点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样本正向影响更大,而产品地理网络对出口企业选址内迁的作用体现在一般贸易、出口到低收入国家和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小的样本中。机制检验表明,产品地理网络和高铁建设带来了信息溢出和贸易成本的下降,进而引导企业选址。此外,产品地理网络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市场配置效率,但由此带来的企业间低成本模仿会降低出口产品整体质量。研究内容揭示了产品地理网络与高铁建设影响中国出口企业选址内迁的机制,为更好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

市场向西、政治向东——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方向的测算

地区资本与外来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是研究地区资本流动的关键，外来资本对地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既取决于外来资本的性质，也受制于地区投资结构。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的方法，本文测算了我国1997～2011年间由外商投资与中央投资的进入所引发的地区资本流动。研究表明，反映市场力量的外商投资的进入会引起资本从我国东部流向中西部，而反映政治力量的中央投资的进入则会导致资本从西部流向东中部。我国东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外商投资的进入与当地的民间资本引发激烈的竞争，从而迫使部分资本从东部流向中西部；相反，西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民间投资更多集中于公共项目，中央投资的进入抢占了当地资本有限的投资机会，从而导致部分资本从西部流向东中部。

大城市的生产率优势:集聚与选择

本文在Combes等人的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格点搜索的NLS回归来识别集聚效应与选择效应的方法;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表明,集聚效应是解释中国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基本原因,而选择效应并不存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集聚效应在城市与企业层面的表现截然不同,累计集聚效应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S型关系,小城镇向小城市以及大城市向特大城市的扩张能够带来更大的边际集聚效应,而集聚效应系数与企业规模之间呈倒U型关系,中、小企业比大企业在集聚中获益更多。

企业的“国外关系”与出口-内销定位

本文对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进行拓展,将企业面临的固定成本设定为其国外关系的函数,从差异化固定成本的角度构建解释异质性企业出口-内销定位的微观机制,从理论上说明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存在的可能性。研究结果表明:(1)当企业FDI比重较小时,出口企业比纯内销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当企业FDI比重较大时,内销企业比纯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2)内销企业与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之差随着企业FDI比重的上升而上升,而出口企业与纯内销企业的生产率之差随着企业FDI比重的上升而下降;特别是对于FDI比重较高的企业,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可能会低于纯内销企业,从而出现所谓的生产率悖论。

谁推高了房价? 开发商、置业者还是地方政府

本文在局部均衡框架下探讨了住房基本价格的决定机制与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机制。理论模型显示:住房基本价格取决于消费者的预期总收入、单位建筑成本、住房消费的相对重要性、贷款利率与开发商的市场势力等因素;成本不确定性、过度乐观与投机行为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两种基本形式,而政府的金融支持则会加剧泡沫的持续放大。利用我国1996—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消费者的收入、建筑成本、贷款规模与开发商的市场势力都是房价持续上涨的驱动因素;其中,政府的金融支持可以解释房价上涨的6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