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望春风》的时间回拨、栖居风景与废墟浪漫主义

格非的《望春风》是一部对家园的追忆之作。《望春风》所叙的,是主人公不断被“唤醒”的记忆之旅。即便作为空间的故乡消逝了,但故乡的过往形态并未从记忆中消散。通过重温,故乡依然可能现身在场:这便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曾在着”状态。(^①)“曾在着”意味着诸多往事可以通过描述抓住它们,挽救它们,不至于为时间所吞噬。甚至,经由记忆的“唤醒”,不在场的人与事反而愈加鲜明。格非曾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追忆之光,模糊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让物理时间的真实性变得不堪一击,从而使我们恍如隔世.

历史之网与记忆之场——评施晓宇历史题材的散文创作

施晓宇历史题材的散文创作,洞察人物与人物之间的错杂勾连,深描命运与命运之间的交切互渗,呈现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多边角力,其历史叙事举重若轻,化繁就简,既不过度纠缠于历史细节,避免叙事不堪重负,又要争取历史叙事的开阔性与生动性,通过必要的枝蔓延伸,让历史叙事呈现斑斓多彩的复杂化面貌。施晓宇的历史题材散文亦可视为一种“记忆之场”的建构,其历史书写的庞大体量,是记忆的唤醒,更是文化的赓续。

文学经典:“筛选”与“危机”

经典的文学作品认定,依赖于经典所处的历史人文环境;经典的认定,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而是在不断地被阐释的过程中变化着。在当代中国,诸如《西游记》这样的经典,时不时被人戏仿,这意味着经典“危机”的来临,还是经典作为经典不可避免的遭遇?本文认为,真正的经典可以被“冒犯”,但经典本身反而可能由于“冒犯”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

本文以“十七年”文艺作品中关于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作为个案,探讨在叙事的建构过程中,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是如何以“神魔斗法”叙事模式来修辞战争,又是如何在反复修辞革命者爱情生活“克制”的同时最终“控制”爱情发展的走向,从而展示文艺的叙事修辞方式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论汪曾祺故里小说的气氛审美

汪曾祺称自己的小说作品为"散文化的小说",其"谈生活"的小说创作观颇值得深究:"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要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1)的确,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已经不再倚重情节、故事作为小说叙事的推力。"故事"在汪曾祺小说中依然存在,但不是以悬念的方式进行布局,而是化为叙述者或主人公的谈资。

《三国演义》:小说叙事修辞与意识形态

小说叙事作品中存在着种种叙事修辞技巧,这些技巧并非中立,而是与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镜像修辞、叙事因果关系等叙事修辞手段的具体分析,表明叙事修辞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着作品的意识形态取向。不过,某一叙事修辞再完美,也可能与文本中另一部分的叙事相龃龉,从而影响修辞可靠性,进而导致意识形态幻象的崩溃。

百科辞典式的创作意识与现代小说的文体变革

现代小说的创作变革,其内在动力来自于表达越来越复杂的现实存在。同时,越来越多的现代小说家拥有多种专业学者的知识贮备、感受方式和提问能力。这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现代小说不再只是故事内容的提供者,小说文本成为多学科交切融合的场域。现代小说家百科辞典式的创作意识,推动着小说文体的变革,形成更复杂多变的艺术表达,让小说的叙事内容具备了更多样的见解与更独特的感受。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反讽修辞

新时期小说的反讽修辞,在新时期前期,多针对宏大的政治话语。随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发展,反讽修辞也越来越趋向隐蔽和模糊,反讽叙述者的态度也越来越不确定,其立场常常游移不定。反讽的指向不再是单向的,反讽的对象已经变得似是而非了,反讽走进了修辞的"迷宫"。

论《故都的秋》的审美趣味

本篇文章重点,在于辨析《故都的秋》的审美趣味,认为该篇散文所叙述的故都秋色,并不是作者在文章中明言的“悲凉”、“萧索”,作者笔下的故都秋味恰恰不是那么“悲凉”,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平民情调。

“中间人物”论的美学背景及其人物类型

196 0年代 ,“中间人物”论观点的提出 ,旨在希望创造一种更新颖的人物类型。在“英雄人物”为中心的革命文艺观念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 ,“中间人物”本有可能成为“英雄人物”的配角。然而 ,“中间人物”自身的矛盾个性和某些喜剧特征 ,使之被认为是一种消极力量。这便使“中间人物”对“英雄人物”构成了一定的美学“威胁”。因此 ,在当时 ,“中间人物”论被“颠覆”的命运也就不难理解了。

《围城》的“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

小说《围城》利用了西方“流浪汉体”模式作为其小说叙事结构。“流浪汉体”给《围城》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开放空间” ,让其主人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环境“跨越”到另一环境 ,这样的小说空间布局是很容易被赋予诗意的、浪漫的、不断开拓的特征。但《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的精神世界却在这一“开放空间”中不断“萎缩” ,概因方鸿渐不过活动在一个貌似不断敞开的“开放空间”中 ,而当时整个中国的“开放空间”不过是大一点的“封闭空间”而已。由此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 :在《围城》这部小说中 ,所谓“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实际上是不断相互转换、界限越来越模糊的一对空间概念。

解读叙事:解域与生成

现代小说的叙事,不是单纯地依靠情节进行中心化的意义凝聚,现代小说的叙述者或主人公常常自觉地对文本的预设主题或意义片段进行意义的再审视、再阐释或再审美,拆除既有意义场域的边界,让小说在意义解域的过程中形成多变的视角和动态的主题漫游,这使得自我干扰与自我瓦解成为现代小说的突出特征。因此,现代小说的解读,不以主题的巩固为出发点,而应充分关注小说文本多重意义系统在交互解域的过程中如何产生小说叙事的新颖美感。

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追随工农兵英雄的形象特征,要么被塑造成“妖魔化”的危险分子。这个历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美学特征,显示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小资知识分子的焦虑和排斥。然而,无论是自我丑化,还是模仿工农兵英雄形象,都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推向了彻底瓦解的境地。

红色经典:主题与叙述——以20世纪50、60年代革命文学为中心

论文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红色小说为中心,阐释这个阶段红色小说中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英雄形象的审美特征。论文探索五六十年代红色文本中的各类形象的虚构特征是如何呼应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并进一步剖析各种意识形态因素在革命形象内部所构成的自相矛盾。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学中的革命形象,以最真实最“纯粹”的姿态面向读者,但这其中依然存在着各类意识形态的潜在冲突和纠葛,导致革命形象内在的悖论性结构。

审美趣味与文学观念的重新建构——论建国初期意识形态与文艺的关系

建国初期,随着新的政权的诞生,革命意识形态积极地推广新的政治话语,实现其价值观念对社会基层的全面普及,文艺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念也不例外。主要从3个方面———审美趣味、文学理论、文艺作品———这3个角度考察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如何获得对文艺的规范权力和解释权力,并使文艺为推广新的意识形态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叙事分析:结构、解构与审美特异性

文学叙事作品形式的"特异性"研究,不是以作品去验证某种先在的"结构形式",也不能因剖析某种叙事规则之不可信服就逃之夭夭,而是在复杂态交织的关系网络中追踪叙事作品的"特异性",在历史、美学的多重之轴中不断概括不同群落作品中的"近缘性",并通过作品群落的"近缘性"对审美"特异性"进行动态比较。

普鲁斯特小说的“叠印修辞”

普鲁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以其高超的想象力和表达力,成为小说世界的奇观,此部小说大量应用"叠印修辞",创造了小说作品中奇妙生动的非线性表达的叙事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