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股东与分析师盈余预测

基于逐渐普遍的连锁股东现象,学术界对其发挥的效应是协同治理还是竞争合谋的讨论也越发激烈。本文从分析师盈余预测视角考察连锁股东如何影响分析师预测行为。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降低预测偏差,减少分析师之间的预测分歧度。机制检验发现,连锁股东通过发挥协同效应和治理效应提高分析师预测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连锁股东的协同治理具有行业效应,因连锁股东形成的同行业企业群越大,连锁股东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影响越强;考察主体异质性发现,外资和机构型连锁股东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且连锁股东更能提高低能力分析师的预测质量。本研究从外部信息中介角度丰富了连锁股东的经济影响,提供了通过完善微观企业股东治理改善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理论依据。

连锁股东与企业战略定位:差异化竞争抑或趋同管理

本文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企业样本考察连锁股东与企业战略定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连锁股东会显著提升其持股上市公司之间的战略差异度,表现为对差异化战略的偏好。机制检验发现,连锁股东主要通过加强信息交流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企业战略差异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差异化战略的推动能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异质性分析发现,当连锁股东为机构型和战略型及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时,连锁股东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更强。截面分析发现,企业内部环境更稳定(上期未经历亏损或业绩下降及当期财务状况良好)和所处行业竞争更激烈时,连锁股东对企业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和战略变革的推动作用更强;面对宏观营商环境的变化冲击,连锁股东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在疫情前后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对战略变革的提升作用在更稳定的营商环境下(疫情前)更强。本文是对连锁股东经济后果与企业战略影响因素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为如何改善战略决策提供了基于连锁股东层面的有益参考。

最低工资上调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

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管制劳动力市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各城市最低工资数据,从会计稳健性视角考察最低工资上调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调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调主要通过优化人力资源质量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了会计稳健性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劳动密集特征较强、平均工资较低、所处地区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以及财务状况不佳时,最低工资上调对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在最低工资上调的环境下,企业可通过提高会计稳健性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绿色信贷政策的溢出效应--基于审计定价决策视角

绿色信贷在改善企业环境治理行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审计定价视角出发,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引致的溢出效应。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该政策的实施对绿色信贷限制企业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显著降低受限企业的审计收费。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引导受限企业进行绿色转型、降低其环境风险以及环境治理中的代理成本,进而降低其审计费用。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降低审计费用的正面效应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较低以及信息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地区层面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积极效用在银行业竞争更激烈、市场化程度更高以及政府环境规制更强的地区更为明显。结论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拓展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文献,同时为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审计意见和年报披露会影响盈余质量吗？

本文使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审计意见和年报披露及时性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认为二者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首先,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类型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较低;其次,年报披露越及时的公司,盈余质量越高。另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年报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会更晚披露财务报告,验证了变更年报预约披露日期(延迟披露)的公司则更容易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来自沪深股市的证据

通过考察盈余反应系数,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控股股东身份、其他股东的制衡能力与盈余质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国有股比例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正向的。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业绩预增的情况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且当控股股东为国家股时,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更好,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而其他股东的制衡能力与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但在业绩预减的情况下,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是完全相反的。

董事会特征和盈余质量——来自沪深股市的证据

文章通过考察盈余反映系数探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和盈余质量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与盈余反应系数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高;独立董事比例在《关于在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推出前后表现迥异,推出前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反应系数显著负相关,而推出后则呈现正相关走势,但回归系数估计值不显著;研究还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同由一人兼任时对应的盈余反映系数更高;而董事会活动的频数则与盈余反应系数显著负相关。

公司治理:效率与强度——基于会计盈余质量的考察

本文将公司治理分解为公司治理强度和公司治理效率两个维度,使用公司绩效指标Tobin’s Q作为治理效率的替代变量,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作为治理强度的替代变量,通过考察不同治理效率和不同治理强度情况下会计盈余质量的变化,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治理强度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效率高的样本组与公司治理效率低的样本组相比具有更高的会计盈余质量。在控制了公司治理强度变量后,治理效率高的公司均比治理效率低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盈余质量。在公司治理效率较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的强度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在公司治理效率较低的情况下,提高公司治理的强度将有助于提升会计盈余质量。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非控股大股东与企业金融化: 蓄水池还是套利工具

企业金融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治理机制,从非控股大股东治理视角,研究非控股大股东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能有效抑制企业基于套利动机进行的金融投资,主要表现在对长期金融投资的抑制效应。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主要通过“退出威胁”抑制管理层或控股股东基于逐利动机进行的金融投资,进而优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且非控股大股东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在退出威胁可信度更高和退出威胁强度更强时更有效。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投资虽然会短期内挤占实体投资,但在非控股大股东的作用下却能有效提升企业未来的实体投资效率;进一步考虑非控股大股东异质性发现,相比国有大股东,外资大股东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更强,相比非金融机构大股东,金融机构大股东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更强,且进一步区分金融机构类别发现,基金和财务咨询公司能更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考虑外部宏观环境的调节作用发现,当金融业竞争更激烈和所处行业竞争程度更弱的情况下,非控股大股东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最后考虑企业产权性质发现,非控股大股东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为如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供了参考。

国有资本参股会影响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吗?——基于“反向混改”的效用分析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举措,在推动经营机制转换、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现有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多集中在“正向混改”领域,而“反向混改”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于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为此,文章以2003-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资本的加入对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民营企业的治理水平、增加媒体关注度、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其次,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的积极作用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和非家族企业更为显著;同时对于国资主体而言,其正面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及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发现,国有企业参股在内部控制战略、经营、报告、合规等层面均发挥一定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民营企业内部控制整体质量提升。文章的发现丰富了“反向混改”经济后果以及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求变还是保守?——基于战略调整的视角

非控股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越发凸显,但鲜有研究探索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后是否会触发企业战略调整。以2007—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战略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战略调整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出积极求变的态度;其中非国有大股东、本土大股东对企业战略调整的提升起着更明显的作用,表现出参与治理的主体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后对于企业战略调整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发挥监督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没有设立战略委员会、企业所在地法治水平高的企业中,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战略调整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制定企业战略决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集团数字化转型与股价信息含量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集团是否有充分动机与能力促进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值得探索。本文以2009—2020年国企集团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国有企业集团通过促进控股公司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信息产生、传递与接收的效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在集团规模较大、集团内有科技企业、两权集中时,国有企业集团促进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外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区域经济增长压力较小、公司为商业类国企、高管在集团兼任、获得较高政府补助时,集团促进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股价信息含量的效果更明显。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究竟威胁了谁?--基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分析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逐渐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然而究竟是通过威胁谁进而影响企业决策却并未得到一致认同。本文从投资效率视角出发,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融资融券制度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检验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以及究竟通过威胁谁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通过对退出威胁发挥治理作用的机制分析发现,非控股大股东主要通过威胁管理层达到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效果,而对控股股东的威胁效果甚微;考虑产权特性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退出威胁强度越大、退出可信度越高、非控股大股东数量更多以及总持股比例更高时,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越强。本文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行为的互动研究,并认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究竟通过威胁谁进而发挥治理效应需视企业的具体决策项目而定,而不能一概而论地按照不同国家股权结构差异划分其威胁对象,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其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

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企业实施环境战略的程度作为环境绩效的替代变量,选取重污染行业中化工类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在全样本和分组样本下检验了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产权性质与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国有企业对提高环境绩效具有积极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在民营企业中的影响较小;股权集中度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在全样本下不显著,但按照产权性质分样本后,表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即高度集中的股权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而适度分散的股权可以改善民营企业的环境绩效;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中,董事会规模对环境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而独立董事比例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中显著正相关,但在民营企业中表现不明显。该研究为改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环境绩效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与实证研究

在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采用多种多样的度量方法来探究企业的环境绩效,但是不同的度量方法以及对环境绩效的度量缺乏理论基础导致实证结果的不一致性。因此,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环境绩效定义为企业对其环境因素进行管理从而对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实现程度,并根据社会责任绩效模型建立了环境理念、环境处理技术和工艺、环境后果三维度的环境绩效概念框架,确定了环境绩效的理论范畴,从指标中识别出与环境绩效紧密相关的五类环境绩效指标:环保态度和目标类指标、环境管理战略类指标、环境工艺类指标、资源消耗类指标、污染物排放类指标。认为环境影响受到过多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不属于环境绩效的范畴。由于我国环境绩效相关数据的缺失,研究者采用了环保奖励、环保处罚等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但环保奖励、环保处罚等属于环境影响指标并不属于环境绩效的概念范畴。文章在梳理国外环境绩效指标建立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环境绩效指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分析,为准确使用环境绩效指标提供指导。

顺从还是懈怠?中注协约谈与执业质量检查的叠加监管压力研究

基于压力理论和制度理论,以2014-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中注协约谈与执业质量检查的叠加监管压力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中注协约谈与执业质量检查的叠加监管压力下,审计师显著提升了审计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叠加监管压力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只在当面约谈、签字注册会计师同性别、签字注册会计师平均执业年限较长、签字注册会计师年平均客户数量较少时才明显;行业叠加监管压力与法律监管压力之间存在着替代作用;在面对行业叠加监管压力时,审计师也收取了一定的溢价。研究结论能够明晰审计师面临行业叠加监管压力时的行为表现,也对证券审计市场行业自律性监管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文化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吗?

本文从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以2003~2018年我国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所在地儒家文化氛围能否影响及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并探究这种影响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越少,上述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会削弱儒家文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负向关系,这说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这一点有助于深刻理解我国新兴转轨经济的不同运行机制。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是改善信息环境和抑制管理者私利动机。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儒家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对微观企业行为作用的研究。

制度环境会影响内部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吗?

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视角探讨了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治理失效的情况。研究显示内部控制主要作用于过度投资,制度环境会显著影响内部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越少、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或法律环境越好时,内部控制越能抑制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由于承担较大的政策性负担,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受制度环境影响更大,当国有企业为满足政治目标而进行投资时,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有效性将有所弱化。研究表明:内部控制在企业中主要起约束作用,能够促进企业稳健发展,其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非固定存在,企业应根据所处制度环境调整提升投资效率的方法。

非审计服务、知识溢出与审计质量

目前,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服务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以及是否影响审计质量引起关注。独立方程模型确认非审计收费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表明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之间存在知识溢出效应。尽管没有发现非审计服务影响审计质量的直接证据,但有证据表明前期非正常应计对非审计收费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人们对非审计服务影响审计独立性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