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中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关键作用:来自德尔菲法的发现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政府首席数据官作为一个新兴职位,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越来越多地承担起重要工作。既有研究尚未对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成功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中必须发挥的作用进行探索。为弥补这一知识空白,借鉴数字动态能力理论构建分析框架,运用德尔菲法展开实证分析。首先,基于数字动态能力理论探明数字化转型中政府首席数据官发挥的关键作用(数字感知、数字捕捉、数字转换)及其指标;其次,开发出评估政府首席数据官关键作用的测量工具。在理论层面为阐释政府首席数据官作用提供具体的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首席数据官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行动依据与路径参考。

媒介情境论视野下自媒体对领袖权威的影响——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例

自媒体时代,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产生了梅罗维茨情景论中提到的"新场景",改变了政治领袖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单向远距离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主流媒体信息垄断的局面,迫使政治领袖的后台不断暴露。根据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大众传媒时期领袖权威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行使的"理性法定权威"。社交媒体的介入使理性的政治领袖与群众之间出现了平行关系传播,混合了私人与公共情境,降低信息解码难度,从而出现了权威平民化的现象。但领袖主动暴露的"中区"带有前台性质,其权威的弱化是有助于塑造亲民形象的。

博物馆文创与国家形象构建的关系——以北京故宫博物馆为例

近两年,故宫博物馆文创收入屡创新高。在获取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故宫文创产品不仅吸引着年轻受众,传承传统中国文化,还在全球化发展中,以自身巨大品牌优势、多层次开发消费者、多渠道营销等特点,以想象选择、再人格化为手段,塑造了中国"多元"与"独特"共生互动、友好与创新的国际形象。

浅析我国个人信息被遗忘权实践的困境与对策

大数据时代,信息失实、伦理失范现象频繁增加和用户个人信息的实名制趋势都强化了我国引入被遗忘权的必要性。本文发现被遗忘权在我国本土化将遇到法律层面的界定不明晰、平台方层面的成本增加、新闻行业的公信力受损等问题,但可以从明确权利主体、区别公众人物与非公众人物、增强新闻专业主义等方面缓解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本土化实践的困境。

智慧城市能够减少犯罪发生吗?——一项准自然实验

伴随快速城镇化不断增加的犯罪是当下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其目的是纾解快速城镇化引致的各类“城市病”。伴随着实践层面的不断推进,建设智慧城市能否减少犯罪发生?这一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问题被提出。遗憾的是,对此问题,学界目前尚未展开深入、细致地讨论,尤其缺少基于面板数据的针对性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将2012年我国启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收集292个地级市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建设智慧城市对犯罪发生的抑制效应,并就其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1)建设智慧城市能够显著减少当地犯罪发生;(2)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技术应用与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机制抑制犯罪发生;(3)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规模、发展水平的城市,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减少犯罪的效果存在差异。本文为改善城市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