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荒”背后:公共物品的滥用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内地在过去几年不断出现所谓的"血荒"引发了媒体、公众和政府的关注。这一问题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中国公民自愿献血的积极性不够。自从1997年中国颁布《献血法》以来,自愿无偿捐献的血液总量一直在上升,但却不能满足同时大幅度增长的临床用血需求。驱动这种需求不断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手术用血和非手术用血在快速增长,其中不合理用血的比例占40%之多。临床用血的不合理使用,不但加大了输血者的健康风险,同时还剥夺了其他病人的合理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愿无偿提供的血液属于公共物品范畴,而对这一公共物品的不合理使用,破坏了与自愿献血密切相关的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

国外医患互动中的病人地位研究述评--从病人角色理论到消费者权利保护主义

对国外医患互动中病人地位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总的研究路径为:从病人依赖、受支配地位向病人地位的多元化发展,并且在消费者权利保护主义影响下,病人有转变为消费者的趋向。但医患关系能否从根本上转变为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依然是一个继续论争的话题。

单位团体献血运作的过程与机制 以北京市T大学为个案

本文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血液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以T大学的一次"女生节"献血活动为关键案例,应用集体行动的有关理论,分析单位团体献血的运作过程和运作机制。本文认为自愿无偿献血的运作过程是一个意义框架建构和延伸的过程。无偿并非没有任何激励,只是淡化物质激励,更多地强调象征激励,即对符号、话语、意义、价值等的突出,这不仅表达了对献血者的尊重,也促进了献血框架的再生产。单位团体献血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单位内部的结构易得性,由于高校具有更强的结构易得性,自然成为团体献血的主体。

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与中国实践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器官的短缺成为制约中国移植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为扭转过分依赖死囚器官来源的局面,中国在2010年开始启动人体(尸体)器官自愿捐赠试点工作,目前已在全国推进。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认为中国的器官捐赠体系建设不能照搬国际的成熟经验,因为捐赠过程的每一步都具有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意义。从捐献登记、确认捐献、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缅怀纪念到困难救助等,都展现出器官捐赠并非是单纯的管理问题或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到个人与家庭、身体的部分与整体、死亡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生命的赠予与回馈,以及器官的分配和公平性等社会文化问题。反思和关照器官捐赠体系背后的文化理念,将有助于审慎开展器官捐赠工作,避免拿来主义,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器官捐赠体系。

糖尿病的生物社会性

在医学人类学领域,有关人类健康的讨论常常围绕生物社会理论展开。在承认疾病生物基础的同时,力图分析社会文化变迁、社会结构与主体性之影响。已有研究从生物学、涵化和社会苦难的角度探讨了糖尿病的起源,其解释力局限在比较单一的生物范畴和社会制度范畴之内。相比之下,通过患者叙述升华的患病经历视角,可以同时审视糖尿病的生物性、社会性和个体的主体性,因而可以将生物、社会及个体的互动作为辩证关系剖析。对糖尿病的生物性、社会性及患者的主体性逐层剥离又互相纠缠的分析路径,较好地呈现了糖尿病的发生机制和解释模式,也说明了医学人类学生物、社会、主体之三位一体整体路径的研究优势。

中国公民血液捐赠的风险认知及其文化根源

阻碍中国公众血液捐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健康风险认知,即担心献血会"伤身"和"染病"。这种对献血的风险认知是传统血液文化、历史供血制度延续的结果。一方面,中医的血液学说成为人们解释献血伤身的理论基础,而民间的用血实践强化了血液的生命观和社会性、增添了人们对血液的敬畏;另一方面,义务献血制度由于背离了献血的自愿性和无偿性,不仅没有使公众改变传统的文化认知,反而强化了对献血"无偿"和"健康"的怀疑,而20世纪90年代中原地区不规范的血浆买卖所导致的艾滋病、乙肝等疾病的传播,更让人们"谈血色变"。传统的血液文化与既往供血制度成为人们献血健康忧虑的根源。

身体、文化与自我:一项关于器官移植者自我认同的研究

身体是自我与他者分隔的物质边界,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石。器官移植技术改变了自我与他者的空间位置,他者的一部分器官进入移植者的身体里。这不仅引起了患者生理的不适,同时也带来了精神的困扰和身份的紊乱。移植病人因对器官来源的想象和对身体完整性的迷恋而出现自我认同的转变,乃至危机,重新思考自我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在移植者的自我认同里,身体成为了传统和现代、科学和人文相互碰撞、竞争的场域。

新中国初期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及其社会政治动员机制

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及摆脱“东亚病夫”的蔑称,解放初期(1949—1956年)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在一系列隐喻概念的想象和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血吸虫病防治实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人与国家的重要环节。运动中,“群众科学”技术政治的运用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主体”的思想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构成了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基本运作逻辑;人民健康至上的理念和以人民为主体的防控方式是血防运动成功的重要政治内核。这场卫生运动提醒我们公共卫生建设除了要重视“预防为主”的理念,还需坚持人民健康至上、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在卫生防疫中的能动作用。

灾后献血中的个人、集体与组织--以C市为例

以中南C市为例,探讨汶川地震后献血热潮发生的过程和机制。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地震后的献血热潮经历了兴起、控制和消退的演变过程;但它并非完全自发、不可预料和无组织性,相反,它是公民精神在新的社会结构背景和特殊情境下的扩张,而组织(如媒体、血站、单位等)在传播信息、宣扬意义、营造氛围等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灾后的献血热潮具有集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双重特征。

原始分类的起源和动力——重检罗德尼·尼达姆的批评

涂尔干和莫斯的《原始分类》是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两位作者通过对澳洲、祖尼人和苏人以及中国的分类体系的既有资料分析,认为,原始分类源于社会本身,其动力是集体情感。这本著作的英文版译者罗德尼·尼达姆在译文导言中对该著作进行了致命的批评。本文通过解读原著,发现尼达姆的诸多批评缺乏根据,从而为原著正名。

个人痛楚与制度壁垒——对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反思

河南省新密市工人张海超．自2004年6月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多个工种。工作3年多后，他的身体变得很差，被郑州、北京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得到被鉴定的机会，但职业病的法定诊断机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

迁移与立足:经营型移民创业历程的个案研究

基于对全国6城市49位经营型移民的深度访谈,探讨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创业和立足过程。城市新移民内部出现分化,其中经营型移民可以看成是部分劳力型移民和智力型移民的高级阶段。他们依靠资金或者技能来运作自己的投资和产业,早期的经历和关系网络是他们后来创业的基础。在持续地利用传统的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的同时,他们也积极建构新的商业网络。虽然远离乡土,但依然保持着乡土之根,这既是他们创业的资源,也是创业的动力。

山区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以大别山区一行政村为例

本项研究以大别山区钟山村为例,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方面探讨了山区农民的闲暇时间、闲暇活动以及他们对闲暇生活的感受。统计分析发现,近些年来,钟山村农民的闲暇时间有所增加,并且闲暇时间、闲暇活动及其对闲暇生活的感受在不同类型的农民间是有所差异的。这是山区农民生活方式分化的一个表征,也是山区农村初步现代化的表现。同时针对钟山村农民闲暇生活的封闭性和僵化落后特征,提出从转变观念、合理分配闲暇时间、加强交通建设等方面来加以改善。

对湘西农民科技素质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有助于实现小康建设目标和农业现代化 ,也利于农民群体发展。在调查中 ,湘西农民的科技素质较低的原因 ,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农业社会科技含量在个人科技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大、现代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较少、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学习缺乏积极性 ,等等。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湘西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低、农民素质不高。

希望与焦虑: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患者的具身体验研究

在主流叙事中,辅助生殖技术常被誉为不孕患者的“福音”。既有文献过于关注辅助生殖技术的外在情境,没有给予技术的受者尤其是女性的体验以应有的位置。基于作者在Z医院辅助生殖中心的田野调查,本文以具身化(embodiment)为方法论策略,试图连接社会文化情境与女性的体验,彰显生物与社会视角的交织。研究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不只是“希望的技术”那般简单美好,它带给女性的希望与焦虑并存。希望和焦虑作为一种具身体验,通过女性的身体传递出来,显示了社会文化情境和技术不确定性对女性身体的塑造;女性在感知这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从地方文化中习得策略,以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道德压力,从而带着希望继续治疗。

在"精算"与"精打细算"之间:劳动过程视角下的人寿保险代理实践

人寿保险不是简单的金融产品,而是一项现代社会的制度发明,它试图在风险的概率计算与人的生命价值之间达成通约,打通经济与文化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范畴。人寿保险代理因此实际有着超越"销售"的实践本质。在劳动过程的视角下,代理实践可以还原为基兰·希利谓之的"文化工作",支撑人寿保险制度运作的实践逻辑也由此得到揭示。

生命的礼物--器官捐赠中的身体让渡、分配与回馈

本文以礼物理论重新检视器官捐赠作为生命礼物的社会事实。生命的礼物不是熟人关系的润滑剂,而是造就了一种陌生的、匿名的社会关系。它的流动不是赠予-接受-回馈的简单模式,而是多部门参与的、经历获取和分配过程的复杂循环。传统礼物与生命礼物不同的根源在于前者所赠是"身外之物",而后者是对身体部分的捐赠,这必然是一个处理身体与人格、个人与家庭、自我与他者、生与死,乃至医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过程。本文同时表述了生命礼物理论的政策意义。

甜蜜的苦难:1型糖尿病人的患病经历研究——兼论慢性病的人类学研究路径

糖尿病的人类学文献主要针对2型患者,缺少对1型患者的深入讨论。本文通过1型患者(及其家属)的病痛叙述,考察了他们的患病经历,旨在将病人承受苦难的生物性与社会性连接起来,以实现对苦难的深度理解以及对患病意义的洞察。当一种被文化认同的"老人病"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时,它发生的"不合时宜"所带来的身体苦难不言而喻,使病人遭难的还有附着在生物性苦难之上的其他社会性压力,疾病限制了人们的饮食、社会交往与工作选择,改变了他们的婚姻观念,增加了女性患者的孕育风险,甚至让他们遭到歧视,感觉丢脸。患者遭遇如此的苦难,反应的不仅是疾病本身,同时也是社会性力量对人类体验造成的伤害。本文同时对慢性病人类学研究的三条可能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