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控股股东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1年的关联交易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由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控股股东不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的席位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这意味着控股股东确实能够借助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

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高达13%—24%。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及启示

美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很大。总体看来至今还没有证明美国大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与企业收益率正相关。相反,一些研究表明,如果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绝对多数,企业的赢利能力反而较低。这意味着即使在美国,独立董事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这些研究对提高我国公司董事会效率有重要启示。

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否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还不具有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习惯。不过,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存在一定的投资效应,但这种影响还比较小。本文认为,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作用非常有限,所以不能企图通过刺激股市来推动经济增长。

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93-2002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检验我国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与货币供给量显著正相关,股票价格走势对货币需求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且随着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互动关系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这预示着,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密切关注股票市场的运行和发展。

支持型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

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大股东股权质押获得的融资是否投向上市公司为依据,将股权质押分为支持型和非支持型,分别研究这两类股权质押对公司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支持型股权质押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而非支持型股权质押没有显著影响;支持型股权质押的投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股价崩盘风险较低时,支持型股权质押对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支持型股权质押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而非支持型股权质押则不能。研究结论从支持型股权质押的视角为控投股东的支持行为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学界重新深入理解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监管部门规范股权质押资金投向监管、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我国股票市场巨幅波动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从2015年6月到8月我国股票市场经历了数次巨幅波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沪深股票市场的急速下挫以及异常波动已经席卷至实体经济,对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国企改革、产业升级、国际汇率等诸多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了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府的公信力。从政府、市场机构,以及投资者等多个角度对此次股市波动进行了深层次分析,认为期货制度的不完善、融资融券的风险助推功能、场外违法违规高杠杆配资的风险放大效应、投资者的非理性是导致市场剧烈波动的成因。据此,提出完善股指期货市场制度,科学设置融资融券规模,建立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评价体系,教育和规范投资者行为等应对股市波动的对策建议。

控股股东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检验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否通过盈余管理操纵会计报告。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来自控股股东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自非控股股东的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据的席位比例均与盈余管理正相关。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确实具有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聘请了独立董事和发行了外资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显著地低于没有聘请独立董事和发行外资股的公司。

独立董事社会网络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利用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独立董事社会网络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包括独立董事网络规模、网络构成和网络密度等社会网络特征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独立董事网络规模与投资效率无显著相关关系;独立董事社会网络构成的任职背景和时间非冗余性、网络密度均有助于抑制非效率投资。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文章建议加强资本市场以及独立董事的制度建设与规范。

富豪榜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声名远扬”还是“引火上身”

本文使用企业实际控制人首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作为外生事件,考察了榜单公布后富豪公司盈余管理的变化。通过已有文献对于媒体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的研究,本文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设:在媒体的市场压力作用下,首次上榜的富豪企业将会增强应计盈余管理;在媒体的市场监督作用下,首次上榜的富豪企业将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实际控制人首次登上富豪榜后,媒体的关注会给企业带来压力,为了缓解压力,企业可能会在短期内选择加强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并且这种情况在多次上榜的富豪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商业信用的融资性动机研究现状与展望

最新研究发现,商业信用是企业特别是受到信贷约束的中小私有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一种重要替代方式,企业使用商业信用可能是出于融资性动机。本文对商业信用的融资性动机的理论和证据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分析了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对于中小私有企业成长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对商业信用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金融市场化、融资约束和民营企业创新

本文检验金融市场化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创新。我们以2003—2010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以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创新。结果显示,金融市场化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对经营现金流的敏感性,并且,这一作用主要存在于融资约束较强的民营企业中。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市场化有助于民营企业进行外部融资,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由此促进了企业创新。因此,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对于减轻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创新至关重要。

腐败、市场化进程与公司价值

制度环境对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会产生重要影响。腐败加大了企业在经济活动中面对的制度摩擦,恶化了当地的宏观经济环境,同时增加了企业与政府互动的成本,降低了从政府处获得经济资源的期望值。文章使用2003~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用每万人职务犯罪的立案数来度量地区腐败程度,对腐败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腐败对公司价值有显著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环境对腐败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市场环境好的地区,腐败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大,即企业对制度环境缺陷更为敏感。因此,在反腐败过程中,市场化建设需要与制度建设同步进行,良好的市场环境可以从根源上削弱企业参与腐败活动的动机。在开放、公平的市场中,企业更容易受到腐败的负面影响,参与、推动反腐败有助于企业提升市场价值。

反腐败、共谋和企业逃税

本文分析十八大反腐败能否抑制企业逃税。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分析,检验结果发现,在反腐败事件后,相对于没有腐败的企业,腐败企业的逃税水平显著降低。文章进一步检验了在税收执法水平不同的地区,反腐败对企业逃税抑制作用的差异。结果发现,反腐败通过加强税收执法力度显著抑制了税收执法差的地区的企业逃税。我们还发现这种抑制作用仅存在于民营企业。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反腐有利论”和治理企业逃税的相关研究,并为政府通过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营造公平税收环境的深化税收执法体制改革措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高管个人事项申报、政治风险与国有企业创新投资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10年5月联合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本次颁布的《规定》一方面要求包括国企高管在内的领导干部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另一方面也要求报告收入、房产、投资等财产状况。《规定》的颁布使国企高管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很可能增加其政治风险,从而引起高管对高风险投资活动的相对厌恶。因此,国企高管很可能会减少研发投入这类经营风险大的创新投资,牺牲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从而导致额外的代理问题。本文以2007-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DID方法,检验结果发现《规定》的颁布所导致的国企高管政治风险的增加显著地抑制了地方国企的创新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抑制效应在那些经营风险大的企业以及高新技术行业中更加显著。最后,本文还发现,《规定》的颁布显著降低了地方国企的创新绩效。本文一方面从国企高管政治风险的角度拓展了国企高管代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从高管政治风险的角度丰富了关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同时,本文对于进一步增强反腐有效性和深化国企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金融发展、流动性与商业信用：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全球金融危机的视角,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到2011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下降的缓冲作用。研究发现,良好的流动性能缓冲金融危机造成的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下降,而且民营企业对流动性的缓冲作用依赖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对流动性缓冲作用的依赖会减小,并且民营企业对流动性的缓冲作用依赖更强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这说明,金融发展能减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替代流动性的缓冲作用。本文从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角度拓展了商业信用供给的相关研究,并对金融发展如何支持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解释。

政治关系、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与民营企业绩效

本文以2001-2005年直接IPO上市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研究政治关系对控股股东利益输送和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程度高于非政治关系公司,而且这种效应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区域更加明显,总体而言,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较弱。在不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能改善企业绩效;但是,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系不仅出于政治资本投资的需要,而且是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需要。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大力推进我国银行市场化改革,减轻政府官员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以改善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控制权、破产风险与我国民营公司负债行为

以2001～2004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对负债的股权非稀释效应和破产监督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非民营企业相比，我国民营企业倾向于采用更高的负债率，这主要是由于受负债融资的股权非稀释效应的激励。就民营公司全样本而言，家族持股比例与负债水平的关系不显著，进一步按持股比例的不同区间将民营企业划分为多个子样本进行检验，均发现家族持股比例与负债水平负相关，而且家族持股比例位于20％～30％的民营企业负债率显著高于其他民营企业。以上2种效应都得到了实证结论的支持：股权非稀释效应激励家族控制能力较弱的公司采用较高的负债率以集中投票权；破产监督效应迫使家族控制能力较强的公司采用较低的负债水平以规避破产风险。

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与杠杆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预算软约束理论为基础,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的外部政策性负担对杠杆治理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债务融资和经理人腐败之间存在协同关系,而对于外部政策性负担重的企业,这种协同关系要大于政策性负担轻的企业,即使控制产权性质的差异,政策性负担对杠杆治理效应的影响也仍然显著。这一结果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即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治理失效的预算软约束来源并不单一,除了产权性质外,企业的外部政策性负担也会软化其债务约束,导致杠杆治理失效。

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选择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发行可转债已成为上市公司筹集外部资本的重要融资工具之一。利用Logis- tic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公司财务杠杆、成长性、盈利能力、股权结构、公司规模、募集资金规模及行业因素同上市公司在可转债与增发A股选择倾向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可转债融资选择倾向与财务杠杆呈显著负相关,与公司规模呈显著正相关,与公司盈利能力和募集资金规模呈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较低,与公司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行业因素无显著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