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歌”与“鸣盛”:明初诗人身份转换与台阁书写意识的勃兴

元明易代,诸多元末隐逸文人因被征聘而成为明初文官系统一员,在身份上实现了由“韦布士”向“文学侍从之臣”的转换。缘于社会身份变化而带来的职责改变,让他们一改“狂歌”形象,在诗歌写作内容、风格及情感表达等方面做出调整,从而形成了山林诗与台阁体诗的显著分际。永乐以后台阁体诗写作之风的兴盛,与盛世建构背景下对雅颂之音的追求互为表里,鲜明地体现了馆阁文人的“鸣盛”意识。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李梦阳的“真面目”:杨慎批选《空同诗选》对复古诗学的解构

弘治、正德间“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兴盛,为诗坛提供了一种以效仿汉魏、盛唐诗歌为法则的写作范式。与之相呼应而凝定于批评视野中的李梦阳等复古诗人形象,也被视为这一经典链条在明代诗史脉络中的延续。由杨慎批选的《空同诗选》旨在打破正德、嘉靖时期建立的李梦阳批评常识,以文本选择、诗学批评重构李梦阳的诗歌经典序列,消解复古诗学在明代诗歌写作中的典范意义,为其他诗学观念和典范作品的引入提供理据。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寄“性灵”于“新声”:袁宏道的赏曲经验与诗学转向

袁宏道“性灵”诗学的核心是对“新声”的标举,前后经历了由魏晋“新声”向时兴“新曲”的转变。袁宏道早期作品《敝箧集》接武魏晋“新声”,反映出以折衷、调和的方式改良复古派流弊的积极尝试。其取径虽不出复古派畛域,却力图弥补其取“格调”不取“声情”之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诗歌“性灵”不足之弊。入吴后,袁宏道对“新声”的关注由魏晋转向今人时曲,选择以《劈破玉》《打枣竿》等闾巷新声作为取法对象,以“今”驳“古”,却不可避免地出现“泥今之过”。袁宏道诗学策略的前后调整,与其吴中经历的赏曲经验密切相关,既是应对复古诗学话语权力的求变之策,也是晚明宗尚“新声”文人趣味的典型体现。

郑振铎的“俗文学”概念建构及其学术史意义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为“俗文学”著史,从书写内容、语言形式、思想倾向等三个向度诠释其基本内涵,并将其作为重建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重要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俗文学”概念的引入和内涵形塑,与郑振铎的个人经验和时代语境密不可分,由此指向的是他更新中国文学历史面貌的学术理念,是新制学术话语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他打破20世纪初以来文学史建构的固有框架和结构,从中国文学历史洪流中打捞出“俗文学”并为其单独著史,拓展了文学史叙述的内容和边界。郑振铎以“俗文学”为核心建构的中国文学史观念及其文学史书写实践,对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历史面貌、建构多元化的中国文学学术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道教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明代道教文学的发展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道教徒的文学创作相对趋于衰落,教外士人创作的表现道教主题的戏曲、小说等作品数量迅速增加。如何处理道教徒创作与非道教徒的道教文学创作在明代道教文学演变的整体格局中的关系,是明代道教文学史写作的关键。本文着眼于对象与人物、文献与文本、方法与评价等三个方面,就明代道教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思考。

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文学”译名的诞生

近代用于指语言艺术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首先是在西方生成、定型并得以广泛使用的。1840年代以后,在中国士人和西方传教士绍介西方的文献中出现的"文学"用例,虽然已具有近代意味,但仍主要立足古典义层面。直到1870年代初,日本学者西周以中国古典词"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学"术语才开始在汉语世界中出现。此后,伴随辞典编纂、文学史著作编写以及近代日本大学"文学"学科体系的确立,"文学"新词的内涵逐渐定型并得到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文学"与Literature之间确立对译关系,"文学"观念实现近代转换。

“文学”如何“革命”——近代“文学革命”话语的生成

清民之际,随着中国摄取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推展,知识界汲纳西方文明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技术移植转向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改造,见诸议论的内容涵括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等诸方面。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文学革命"概念,展现了术语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这一概念生成经历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

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学界对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间的关系多作反向理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元代科举与戏曲间的关系也可做正面解读:元代"以曲取士"说可以从国家、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活动加以理解,国家科举选人虽未将"曲"作为标准,民间文学社团确曾以"曲"等第高下,是元代前期科举废黜背景下的一种"另类科举",对书会才人、曲中状元等称号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梳理元代戏曲中有关科举的知识与理解,可以发现,元代的南戏比杂剧中有更多涉及的科举内容,这一情形与南北二地受科举影响的深浅有直接关系。

明诗研究方法举隅——以“李、何之争”为例

明诗在近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受到很大关注,产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作为古典文学后兴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如何作进一步推进?本文以论析李梦阳、何景明间的文学论争入手,强调通过阅读、梳理原始文献,在明代诗歌演进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展开研究,而不是以清人评论作为建构明代诗史的依据。

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

嘉靖前期,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出"文宗欧曾"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唐宋派。根据茅、唐等人的相关理论,唐宋派对前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驳,主要是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立论的。唐宋派"文宗欧曾"主张的提出,目的是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

西学东渐背景下作为国学的“文学”——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中心的考察

清民之际,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体系受到了极大冲击。为了与'西学'进行区分,中国士人开始借用兴起于日本的'国学'新语,指称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文学'作为'国学'的一支,在中西文化语境中存在着很大差异,一指广义的学术,一指以'纯文学'为核心的近代新义。在此背景下,是抛弃传统完全接纳西方学术体系,还是在坚守传统学术结构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不同的学者作出了不同的选择。章太炎、刘师培作为近现代中国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

从传统“戏曲”到现代“戏剧”——近代知识转型视野下概念演变的文化考察

"戏曲""戏剧"均为中国古典词,"戏曲"既指戏剧文本,又指包含曲词等在内的表演艺术形式;"戏剧"则主要指俳优之人的言语、行径。二词都曾被用于对译近代西方drama概念,后逐渐定型为"戏剧"一名,用于指以角色扮演为形式的表演艺术。就民国以后概念的使用来看,"戏剧"与"戏曲"混用的情形颇为普遍,前者在内涵上较后者更为宽泛。作为近代文学分类的"戏剧"出现于晚清,与传统"戏曲"虽有联系,却主要是在近代西学知识输入基础上形成的新观念。探讨清民之际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概念之间的对接,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史、文学史诸问题,有助于理解近代文学知识分类和学科体系的形成。

张之洞督鄂与湖北“中学”及“中国文学”

张之洞为清末学制、教育转型关键人物,考察其督鄂期间湖北“中学”教育状况,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书院期,两湖、经心与江汉书院以科举考试为教学导向,分别课以经史和制艺,教员多由张氏幕僚及旧式文人担任;书院改章期,随着张氏科举改革的推进,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在西学冲击下逐渐边缘化,仅两湖书院授经史之学,教习为江苏、广东地区古学专家;新学堂时期,科举废止,各学堂重设经史、文学课,“中学”教习多为鄂籍两湖、经心毕业生。纵观近代知识、教育转型的历史脉络,清末湖北地区“中学”教育的演变虽为地方经验,却因张之洞在晚清学制改革中的关键地位而具有普遍意义。张之洞倡行的“保存国粹”思想及文学观,对近代中国人文学科课程设置、“中国文学”历史形态的早期建构有重要影响。

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变迁与“文学”学科的建立

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学术分科观念逐渐分化,西方学科观念开始成为知识界对学术进行分类的基本准则。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类体系中"文学"概念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方近代意义的"文学"分科,较早出现在晚清开明士人对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介绍当中,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宋恕、王韬等人均有相关论述。然而其时输入的西学以器物、技术及政制为主,"文学"并不受人重视;"文学"作为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支,首先出现在京师大学堂。《奏定学堂章程》尽管将"经学"与"文学"并立,但其七科分学的理念,反映出"文学"作为独立分科已基本形成;民国成立以后,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文学课程的设置、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等,"文学"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意识的日益明晰及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输入,中国传统的王朝观念渐趋解体,有关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想象成为知识界言说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国家"与"学术"、"中国"与"文学"的共构,促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相比于传统的"朝代文学","中国文学"概念更多地反映出"文学"在近代语境中之于民族国家精神谱系建构的特殊意义。"中国文学"观念兴起的背后,映照的是清民之际知识群体在建构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层面上的努力,其中既反映出将中国"文学"作为历史之一进行建构的知识实践,又包含了由"文学"中国想象民族国家精神谱系的时代诉求。两种内涵的交织,是"中国文学"观念初生、演变的内在形态,也是中国文学史书写兴起的思想渊源。